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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再回到长安的僖宗，自知即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也不可避免地生出了许多感慨。遥想当年，长安城是多么的富丽堂皇、雄伟壮观，而今繁华落尽，触目望去，到处是残垣断壁，荆棘杂草，好一派悲凉景象。懊恼、悔恨、自责、惭愧，千般滋味集于一体，让僖宗突然生出一个念头：应该去太庙里祭拜一下列祖列宗了。
这是僖宗在还京后下发的第一道旨意，有关官员马上着手准备。次日，僖宗抱着日趋严重的病体，在王公大臣们的侍从下，勉强来到太庙。唐朝的太庙，由太祖李渊始建于武德元年，三百年间，大唐历代皇帝不断袝入太庙，规模十分宏大。
但此时这座太庙，在饱经了战火之后，也如同这座城市一样，变得满目凋零，破败不堪了。僖宗回想祖宗当年，铁马金戈，气吞万里如虎的那份豪情，更觉无颜以对，祭拜之后，伏地痛哭，久久不能平息，观者无不泪下。
祭拜祖庙之后，僖宗愧疚之情更甚，病情反而日渐加重，终日卧床不起。三月二日，病势垂危，群臣皆以立嗣为当时要务。僖宗仅有二子，长子健王李震，次子益王李升，皆不满十岁。群臣皆以皇六弟吉王李保年长，又素有贤名，为众望所归。但当时朝中大权掌握在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杨富恭手中。杨复恭素与皇七帝寿王李晔交好，故力主寿王继位，并不顾群臣议论，派宦官刘季述率兵至寿王府，迎李晔入少阳院，召宰相及群臣参拜，正式将其立为皇太弟，即日监国。
三月六日，僖宗驾崩与灵符殿，年仅二十七岁。
纵观僖宗一生，可以用生于安乐、死于忧患一句话来概括。他十二岁登基，少不经事，追求享乐，把朝中大权交到田令孜手中，他也因此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青少年时光。然而，在他懂事以后，看到的是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群盗侵淫，而他形单影孤，身边连一个可以信任的人都没有，于内于外，都毫无回天之力。再后来，在黄巢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他万般无奈，置宫室社稷于不顾，仓惶逃出长安，从此颠沛流离，几经周折，虽然最后还是死在了自己的皇宫里，但在死后，恐怕也难有脸面见列祖列宗与地下了。
三月八日，皇太弟李晔继位于僖宗灵柩前，是为昭宗，年二十二岁。因杨复恭有册立之功，昭宗赐其丹书铁券，并加金吾上将军。
就是在这个时候，王弘忽然被人参了一道，说是僖宗原本身体康健，就是因为他医术浅薄，因而越治越重，最终山陵崩塌……总而言之一句话，及时说僖宗之死，全是王弘的罪过，于是被下狱问罪。不过此时新君登位，事务繁杂，一时没顾上他。
李曜虽然有些成王败寇的心思而看不起昭宗，但实际上，至少昭宗相比于他的父亲和哥哥，无疑要贤明的多了，而且有志于振兴祖宗基业，并能从自身做起。他曾对杨复恭说道：“朕不德，今既得你的援立登上皇位，就应该去奢从俭，以示天下。朕曾见先朝故事，尚衣局每日上御服一袭，太常每日奏新曲一首，从今以后这等奢侈靡费都可以禁止了。”
又问先朝游幸制度，杨复恭回道：“臣闻自懿宗以来，每次游幸，都要准备钱十万，金帛五车，十部乐工五百人，犊车朱网画香车五百乘，诸卫士三千。”昭宗便下诏书，以后凡此类游幸，费用一律减半。
看得出来，昭宗还是有一些作为一个贤明君主的必要条件的。特别是昭宗生得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按当时的话说，就是颇具帝王龙凤之姿，所以“即位之初，朝廷内外欢欣鼓舞。”而此时，昭宗还真有个好机会或许能让他有所作为。
须知晚唐时期，皇权旁落的两大原因，一个是地方藩镇势力尾大不掉，另一个就是宦官专权由来已久，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唐朝廷。
而在李晔刚刚继位后的这个时候，藩镇的势力固然是越来越大，当然短期内怕是难以动摇的了。但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则已经有所减弱，如果李晔能够抓住机会，还是很有可能重掌中央大权的。
其实宦官之所以能够专权，乃是因为宦官集团掌握了中央禁军的兵权。这一权柄，自打肃宗时期，就牢牢地被宦官集团所掌握，后来在神策军成为大唐禁军的绝对主力后，由宦官担任的左右神策军中尉，就成了大唐中央政府的实际当家人，甚至可将权力凌驾于皇权之上，故史书上有“弑主立君，出于中尉，生杀予夺，决于北司”之语。
然而，在这个时候，虽然大宦官杨复恭在名义上还担任着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这个中央禁军的最高官职，但是实际上这支军队已经没有了，实际情况也就是杨复恭成了光杆司令，已经没有军容可观了，这也为李晔这个大唐天子从宦官集团手中夺回兵权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个机会的出现，还得感谢黄巢和田令孜。在黄巢攻入长安前夕，田令孜带着僖宗匆匆而逃，身边只带了五百神策军。当时戍守在关中各地的数万神策军，因为找不到统属，纷纷乱作一团，于是凤翔节度使郑畋也就趁机将这数万神策军招致麾下。这样一来，原来的那支由宦官掌控神策军也就不复存在了。
田令孜深知兵权的重要性，于是到了西川后，又开始重新组建神策军，招募新军五十四都，共计五万四千人，神策军之军势骤然又起。然而，到了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用这支军队跟王重荣争夺盐利，结果被王重荣和李克用的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只好裹着僖宗二次逃跑，这支新组建的神策军再度灰飞烟灭，那么理所当然的，田令孜重建中央禁军的计划到这个时候也就彻底失败了。
在这之后，僖宗命杨复恭代替了田令孜的所有职务，也就使他成为了中央禁军的领军人物。然而，杨复恭拿到手中的兵力其实十分有限，而他个人的威望又更有限，比不得杨复光，所以他自然不可能成为像田令孜一样强势的人物，于是李晔一即位，立刻就趁机在其后重组禁军时，不动声色地分了他手中的兵权。
其实说起来，李晔和杨复恭的关系也挺有意思。按唐朝惯例，诸王是不得参政的，但在僖宗逃往成都时，由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当时作为皇七弟的李晔才有参与朝政的机会，甚至“握兵中要”，虽然说在那个时候他也就是占个位子，真正的大事小事都没有他作主的份儿，但却正是从那时开始，他和杨复恭有了接触，而且似乎关系处得还非常不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僖宗病危，杨复恭才力排众议，一手将李晔扶上皇位。
当然，追根究底的话，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两个人都恨田令孜。杨复恭作为杨复光的弟弟，在田令孜得势的时候一直受其排挤，所以对他心怀怨恨。而李晔在跟着哥哥僖宗向成都逃亡之时，因走得太急，连匹马也没有，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连鞋都给跑丢了，累得口吐白沫，实在没了力气，可他刚想躺在地上喘口气，就被田令孜赶过来抽了一马鞭，催他继续赶路。李晔当时显然惹不起田令孜，只得忍气吞声，打落牙齿和血吞，但人都是记仇的，尤其是少年人，于是这口怨气就一直积在他的心中，这也让他和杨复恭找到了交好的共同点，简直成了同志加兄弟。
然而在李晔被杨复恭扶上皇位后，却非但不感激他，反而对杨复恭的专权行为十分地憎恨。这事情说不上什么恩将仇报，因为李晔自幼好读书，深明宦官专权祸国的道理，再加上从小到大，在皇宫里目睹的这些宦官的霸道行为，从心底里就对所有的宦官都不信任，杨复恭也是宦官，那这种不信任之中当然也包括杨复恭。
李晔这些年也算历经颠沛流离之苦，居然明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所以在继位之后，立即就在京师开始大规模募兵，人数高达十万人之众，重新组建起一支庞大的中央禁军。而此时的杨复恭虽然是左军中尉兼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在名义上总领禁军，但这支军队却不是他一手创立的，所以也不听他的指挥，而是由李晔自己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样一来，禁军的大权就由宦官集团重新回到了皇帝手中，这是在整个僖宗一朝都从没有出现过的局面，形势对李晔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十几万的大军，本身来说就是个使人震骇的数字，而此时的李晔，毕竟还是名义上大唐帝国的主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同时也还有很多忠于他的朝臣，还有很多支持他的地方势力，因此，只要他能有效地指挥他的军队，利用国内诸侯间杀伐不断的大好时机，打赢两场大仗，重塑天子威严，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一扫中唐以来皇权的颓势，达到他内除宦官、外平藩镇、重振大唐雄风的目的。
说来也巧，在李晔刚刚组建成这支军队不久，这样的好机会就接二连三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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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僖宗在还京后下发的第一道旨意，有关官员马上着手准备。次日，僖宗抱着日趋严重的病体，在王公大臣们的侍从下，勉强来到太庙。唐朝的太庙，由太祖李渊始建于武德元年，三百年间，大唐历代皇帝不断袝入太庙，规模十分宏大。
但此时这座太庙，在饱经了战火之后，也如同这座城市一样，变得满目凋零，破败不堪了。僖宗回想祖宗当年，铁马金戈，气吞万里如虎的那份豪情，更觉无颜以对，祭拜之后，伏地痛哭，久久不能平息，观者无不泪下。
祭拜祖庙之后，僖宗愧疚之情更甚，病情反而日渐加重，终日卧床不起。三月二日，病势垂危，群臣皆以立嗣为当时要务。僖宗仅有二子，长子健王李震，次子益王李升，皆不满十岁。群臣皆以皇六弟吉王李保年长，又素有贤名，为众望所归。但当时朝中大权掌握在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杨富恭手中。杨复恭素与皇七帝寿王李晔交好，故力主寿王继位，并不顾群臣议论，派宦官刘季述率兵至寿王府，迎李晔入少阳院，召宰相及群臣参拜，正式将其立为皇太弟，即日监国。
三月六日，僖宗驾崩与灵符殿，年仅二十七岁。
纵观僖宗一生，可以用生于安乐、死于忧患一句话来概括。他十二岁登基，少不经事，追求享乐，把朝中大权交到田令孜手中，他也因此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青少年时光。然而，在他懂事以后，看到的是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群盗侵淫，而他形单影孤，身边连一个可以信任的人都没有，于内于外，都毫无回天之力。再后来，在黄巢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他万般无奈，置宫室社稷于不顾，仓惶逃出长安，从此颠沛流离，几经周折，虽然最后还是死在了自己的皇宫里，但在死后，恐怕也难有脸面见列祖列宗与地下了。
三月八日，皇太弟李晔继位于僖宗灵柩前，是为昭宗，年二十二岁。因杨复恭有册立之功，昭宗赐其丹书铁券，并加金吾上将军。
就是在这个时候，王弘忽然被人参了一道，说是僖宗原本身体康健，就是因为他医术浅薄，因而越治越重，最终山陵崩塌……总而言之一句话，及时说僖宗之死，全是王弘的罪过，于是被下狱问罪。不过此时新君登位，事务繁杂，一时没顾上他。
李曜虽然有些成王败寇的心思而看不起昭宗，但实际上，至少昭宗相比于他的父亲和哥哥，无疑要贤明的多了，而且有志于振兴祖宗基业，并能从自身做起。他曾对杨复恭说道：“朕不德，今既得你的援立登上皇位，就应该去奢从俭，以示天下。朕曾见先朝故事，尚衣局每日上御服一袭，太常每日奏新曲一首，从今以后这等奢侈靡费都可以禁止了。”
又问先朝游幸制度，杨复恭回道：“臣闻自懿宗以来，每次游幸，都要准备钱十万，金帛五车，十部乐工五百人，犊车朱网画香车五百乘，诸卫士三千。”昭宗便下诏书，以后凡此类游幸，费用一律减半。
看得出来，昭宗还是有一些作为一个贤明君主的必要条件的。特别是昭宗生得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按当时的话说，就是颇具帝王龙凤之姿，所以“即位之初，朝廷内外欢欣鼓舞。”而此时，昭宗还真有个好机会或许能让他有所作为。
须知晚唐时期，皇权旁落的两大原因，一个是地方藩镇势力尾大不掉，另一个就是宦官专权由来已久，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唐朝廷。
而在李晔刚刚继位后的这个时候，藩镇的势力固然是越来越大，当然短期内怕是难以动摇的了。但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则已经有所减弱，如果李晔能够抓住机会，还是很有可能重掌中央大权的。
其实宦官之所以能够专权，乃是因为宦官集团掌握了中央禁军的兵权。这一权柄，自打肃宗时期，就牢牢地被宦官集团所掌握，后来在神策军成为大唐禁军的绝对主力后，由宦官担任的左右神策军中尉，就成了大唐中央政府的实际当家人，甚至可将权力凌驾于皇权之上，故史书上有“弑主立君，出于中尉，生杀予夺，决于北司”之语。
然而，在这个时候，虽然大宦官杨复恭在名义上还担任着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这个中央禁军的最高官职，但是实际上这支军队已经没有了，实际情况也就是杨复恭成了光杆司令，已经没有军容可观了，这也为李晔这个大唐天子从宦官集团手中夺回兵权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个机会的出现，还得感谢黄巢和田令孜。在黄巢攻入长安前夕，田令孜带着僖宗匆匆而逃，身边只带了五百神策军。当时戍守在关中各地的数万神策军，因为找不到统属，纷纷乱作一团，于是凤翔节度使郑畋也就趁机将这数万神策军招致麾下。这样一来，原来的那支由宦官掌控神策军也就不复存在了。
田令孜深知兵权的重要性，于是到了西川后，又开始重新组建神策军，招募新军五十四都，共计五万四千人，神策军之军势骤然又起。然而，到了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用这支军队跟王重荣争夺盐利，结果被王重荣和李克用的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只好裹着僖宗二次逃跑，这支新组建的神策军再度灰飞烟灭，那么理所当然的，田令孜重建中央禁军的计划到这个时候也就彻底失败了。
在这之后，僖宗命杨复恭代替了田令孜的所有职务，也就使他成为了中央禁军的领军人物。然而，杨复恭拿到手中的兵力其实十分有限，而他个人的威望又更有限，比不得杨复光，所以他自然不可能成为像田令孜一样强势的人物，于是李晔一即位，立刻就趁机在其后重组禁军时，不动声色地分了他手中的兵权。
其实说起来，李晔和杨复恭的关系也挺有意思。按唐朝惯例，诸王是不得参政的，但在僖宗逃往成都时，由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当时作为皇七弟的李晔才有参与朝政的机会，甚至“握兵中要”，虽然说在那个时候他也就是占个位子，真正的大事小事都没有他作主的份儿，但却正是从那时开始，他和杨复恭有了接触，而且似乎关系处得还非常不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僖宗病危，杨复恭才力排众议，一手将李晔扶上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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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李晔被杨复恭扶上皇位后，却非但不感激他，反而对杨复恭的专权行为十分地憎恨。这事情说不上什么恩将仇报，因为李晔自幼好读书，深明宦官专权祸国的道理，再加上从小到大，在皇宫里目睹的这些宦官的霸道行为，从心底里就对所有的宦官都不信任，杨复恭也是宦官，那这种不信任之中当然也包括杨复恭。
李晔这些年也算历经颠沛流离之苦，居然明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所以在继位之后，立即就在京师开始大规模募兵，人数高达十万人之众，重新组建起一支庞大的中央禁军。而此时的杨复恭虽然是左军中尉兼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在名义上总领禁军，但这支军队却不是他一手创立的，所以也不听他的指挥，而是由李晔自己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样一来，禁军的大权就由宦官集团重新回到了皇帝手中，这是在整个僖宗一朝都从没有出现过的局面，形势对李晔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十几万的大军，本身来说就是个使人震骇的数字，而此时的李晔，毕竟还是名义上大唐帝国的主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同时也还有很多忠于他的朝臣，还有很多支持他的地方势力，因此，只要他能有效地指挥他的军队，利用国内诸侯间杀伐不断的大好时机，打赢两场大仗，重塑天子威严，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一扫中唐以来皇权的颓势，达到他内除宦官、外平藩镇、重振大唐雄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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