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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变化。
在开国时代，各地设置行台尚书省，以作为中央最高军政机构的派出机关。最重要的是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其长官尚书令的地位是正二品，与中央尚书令的品秩相同，由李世民担任。行台尚书省的结构是中央尚书省的具体而微，设兵部、民部、工部，以适应战争时代地方军政机关的特殊需要。设置行台省是因为“诸道军务事繁”，故行台有为统一战争服务，实施军事管制的作用，其所在地区的总管府和州县均归其管辖。随着统一战争的推进，唐朝陆续设置了益州道、襄州道、东南道、河东道（山东道？）、河北道等行台，但是规格比陕东道大行台要低，其尚书令为从二品阶。
武德四年(621)十月为了奖励李世民平定洛阳的大功，又特置天策府，以世民为天策上将，“掌国之征讨”。天策府的机构设置偏重于军事性质。从天策府如此庞大的人员组成与分工来看，它确实是一个适应实战需要的军事领导机关。就实际运作而论，陕东道行台和天策府甚至是规格最高的全**队统领机关。李世民升为储君后，废除了陕东道大行台和天策府。同时废除了其他的行台省。
表1天策府主要官员设置与职掌简表
附图
资料来源：《旧唐书·职官志一》。
唐代开国时代中央军队统率机关还有十二军。在唐初十二军时期，关中的府兵被动员成战备状态。《册府元龟》卷三四○《将帅部》“总序”提到：“（武德）二年，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乃置十二军，分关中诸府以隶焉
”。十二军又划分为十二道，即十二个驻屯分区。其军名为太史令傅奕所造，取象于天官，其道名当取自所屯驻的关中各州县。它们是：万年道参旗军，长安道鼓旗军，富平道玄戈军，醴泉道井钺军，同州道羽林军，华州道骑官军，宁州道折威军，岐州道平道军，幽州道招摇军，麟州道苑游军，泾州道天纪军，宜州道天节军。
唐初统一战争结束，武德六年(623)二月，乃废除十二军，八年因为突厥入寇，又复置之[10]（卷九○○，《外臣都·备御三》）。十二军具有了常备军的性质，是从保卫首都地区的安全的战略目的而设立的。北朝隋唐出征之师称为某某道某某军，十二道或十二军实寓意于此。十二军的最终废除当在贞观十年整顿全国府兵之前[11]。
全国统一战争结束以后，唐朝初年适应战争年代的军事领导体制逐渐废除，而代之以新的军队管理制度。从原则上说，这种新制度下，唐代前期在理论上几乎没有常备军队。府兵兼有常备军与预备役的双重特征，在府兵军队的统帅上也有特点。首先，各地军府虽然原则上隶属于中央十二卫（包括诸率府），但是，诸卫大将军（包括率府的率）并没有直接统帅各个折冲府的权力，也就是说十二卫和诸率府并不能直接调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只有在折冲府番上宿卫时，才由诸卫诸率府统领，负责京师的宿卫任务。
实际上“卫”与“府”之间不仅没有很直接的统属关系，而且连文书往来关系也很少，至少在边远地区的军府是如此。如吐鲁番发现的蒲昌府文书记录了开元二年（714年）蒲昌府在西州的各项军事活动，文书显示蒲昌府隶属于左玉钤卫。可是，根据《新唐书·百官志》和《旧唐书·职官志》的记载，虽然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改左右领军卫为左右玉钤卫，但是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复辟已经改回为左右领军卫，也就是说，玄宗初年根本不存在左玉钤卫。可是，开元二年蒲昌府文书中仍然称隶属于左玉钤卫，说明边远地方的折冲府确实与中央诸卫没有太多的联系。既然诸卫的将军对于军府根本没有统兵之权，卫府关系必然缺乏现实的制度基础。
贞观十年以后唐太宗设计的唐代军事领导体制的理想是：君相决定军事政策和方针，兵部掌管军事行政——包括兵马调拨和兵籍管理，设十二卫以贮将帅，各地折冲府以领府兵。这种设计的目的是将兵权分割成几块，互相牵制和制约。只是在节度使体制出现后，这一局面才发生了变化。
唐代前期从全国各地抽调军队组成野战军团，执行特定的军事打击和防御任务，其统帅由中央任命。统帅的名号主要有行军元帅、行军总管或行军大总管。他们是战时军队统领组织[12]（第五章，p.135）。而边疆地区则有都护府的军政机构，可以作为节度使制度的前身。及至长征健儿这样的常备军建立之后，军队的领导体制也在发生变化，重要标志就是节度使体制的确立。开元年间唐代在边疆地区陆续设立了十节度使，节度使麾下有着强大的常备军队。从原则上说，节度使都由中央任免，节度使手下的军将的委任和变动也必须报请中央批准。但是，对于职业军队领导人的需要迫使朝廷改变过去出将入相、文武迭用的政策，天宝年间，边疆的军事统帅久任之事已经不鲜见了。主要原因是，边疆的战争规模更大，唐朝军队必须守护的疆域更长，军费的开支也更加浩繁。
开元天宝时代边疆节度使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力受到朝廷的制约。首先是军官的选拔，节度使有权提出人选，但是必须奏请中央批准。安禄山提出以蕃将代替汉将，就需要报请中央批准。其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必须有朝廷的批准方可进行。王忠嗣朔方出击突厥，都要奏请中央批准。此外，节度使所统辖的军队应该由尚书省兵部控制，我们看到开元天宝时边疆的兵马及其粮草数目都在中央的统计之内。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忠心耿耿的王忠嗣，还是心怀叵测的安禄山，都有极大的便宜行事之权。唐朝对于边疆节度使的控制已经不是建立在制度的监督或者制约上，而是建立在皇帝对于军事统帅的个人恩信之上，这就使得唐代前期军事领导体制中的重大缺陷暴露无遗！
四、唐代藩镇时代的前线军事指挥系统
安史之乱以前，唐代边疆的节度使就已经从一个前线军事指挥机关变成了一个边境地区的庞大军区组织。安史之乱以后，全国都设立了藩镇，并且成为名副其实的军区。由于他们都兼任所在地区的观察使和治所州府的行政首长，因此，藩镇是一个军事和行政高度合一的军政单位。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设置了一个军事统帅职位——天下兵马大元帅。元帅的称号，唐代前期就已经有了，李渊起兵太原，置左右领军大都督，各总三军。建国后，武德元年(618)6月7日，秦王李世民出任西讨元帅，领八总管兵迎击来攻泾州的薛举。武则天时期，也曾任命亲王为元帅，统兵抵御突厥的进犯。但是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则是战时中央最高司令官。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于范阳，玄宗幸蜀，马嵬之变后，玄宗发诏令，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把全国划分为四大作战军区，各以亲王为节度都使，担任战区最高军政长官。即：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区，以李亨兼任节度都使；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区，以永王李磷为节度都使；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节度区，以盛王李琦为节度都使；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区，以丰王珙为节度都使。以上大体可分别称为华北节度区、华南节度区、中原节度区和西北节度区。
为了统制这些作战军区，玄宗任命李亨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时在至德元年(756)七月丁卯。但由于七月甲子，肃宗就即位于灵武，所以玄宗任命的这个天下兵马大元帅，也就没有了着落。根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的记载，至德元年九月，肃宗即位后的两个月，肃宗曾经与他儿时的密友李泌讨论天下兵马元帅的人选问题。肃宗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任命广平王chu＠6“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到大历八年(773)罢天下兵马元帅，这个临时的全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存在了18年。
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设副元帅、元帅府行军长史、元帅府行军司马等高级官员。肃宗时的天下兵马元帅府设在禁中。李泌为元帅府行军长史，宦官李辅国判元帅府行军司马（注：《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说：“肃宗即位，擢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这个太子应该是代宗李豫（原名chu＠6），但是据《通鉴》卷二二○，肃宗立太子在乾元元年(758)十月（《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作乾元元年四月，《唐会要》卷一《帝号上》谓乾元元年三月改封成王，五月十九日册为皇太子，十月五日改名豫，当以“会要”为是），较肃宗设天下兵马元帅府迟二年，李辅国判元帅府司马不会晚到此时。估计元帅府设立之初，即代宗以广平王为元帅时，李辅国已经为行军司马。）。长史与司马的关系不清楚。根据司马光的记载：“置元帅府于禁中，＠7入则泌在府，泌入＠7亦如之。泌又言于上曰：“诸将畏惮天威，在陛下前敷陈军事，或不能尽所怀；万一小差，为害甚大。乞先令与臣及广平熟议，臣与广平从容奏闻，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许之。时军旅务繁，四方奏报，自昏至晓无虚刻，上悉使送府，泌先开视，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门通进，余则待明，禁门钥契，悉委＠7与泌掌之。[7]（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九月，p.6997）”这条材料说明了元帅府工作的重要和繁剧。前线各地作战将领向元帅府反映军情、请示汇报军务，都由元帅和长史先行研究，然后奏请皇帝批准。但是，至德二年九月，长安收复，行军司马李辅国“请取契钥付泌，泌请使辅国掌之”，得到了肃宗的首肯[7]（卷二○二，至德二载九月，p.7035）。胡三省注说：“宫禁之权尽归之矣。”这时候，李泌坚决要求归山。辞去了元帅府行军长史的职务，估计也就是这个时候，李辅国作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掌握实权的。
《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记云：“行军司马，掌弼戎政。居则习diào＠8狩，有役则申战守之法，器械、粮备、军籍、赐予皆专焉。”这段话指出了行军司马的三方面职权：平时的军训，所谓“居则习＠diào＠8狩”；战争状态下决定进攻和防守的法则，所谓“有役则申战守之法”；此外还主管武器装备、后勤供给、军队名籍等军事行政工作，所谓“器械、粮备、军籍、赐予皆专焉”。总而言之，行军司马辅佐元帅处理一切军务，这就是所谓“掌弼戎政”的含义。李辅国担任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所以才能够专权，史称：“太子詹事李辅国，自上在灵武，判元帅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当李辅国察觉肃宗听从李岘的建议，对他有所压制时，李辅国主动提出“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即太子詹事[7]（卷二二一，乾元二年四月，pp.7073～7074）。乾元二年(759)七月，由于张良娣的阴谋，突然任命赵王李＠9xi为天下兵马元帅。但是，李＠9xi并没有什么权力，大权仍然在李辅国手中。所以李辅国为张良娣所嫉恨。宝应元年(762)四月李＠9xi被杀，代宗即位于肃宗灵柩前，任命王子
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仍然以李辅国为行军司马。六月罢辅国兵权，命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代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代为闲厩、群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史称辅国由此“失势”[2]（卷二○八，《李辅国传》，p.5882）。
药子昂实际上并没有接任行军司马的职务，而是“固辞，乃以命（程）元振，封保定县侯。再迁骠骑大将军、bin10国公，尽总禁兵”[2]（卷二○七，《程元振传》，p.5861）。宦官程元振为元帅府行军司马而尽总禁兵，透露出这一职务的重心在向典掌禁军的方向发展。广德元年(763)十月，代宗以宰相元载判天下兵马元帅行军司马，[5]（卷一一，《代宗纪》，p.273）改变了宦官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局面。
元帅府的重要官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除长史、司马外，至德二年四月，肃宗又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7]（卷二一九，至德二载四月，p.7022）。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地区性的兵马副元帅。如，广德二年正月郭子仪为河东副元帅，十二月又加郭子仪关内、河中副元帅；同年五月则解除了仆固怀恩河北副元帅和单于、镇北副元帅的职务，同年七月，李光弼死在河南副元帅任上[5]（卷一一，《代宗纪》，pp.275～277）。这些地区性的副元帅，是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可以统帅某一战区全体作战部队。如肃宗上元二年(761)五月，李光弼复为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7]（卷二二二，上元二年六月，p.7114）。也就是说，李光弼坐镇临淮，可以指挥和调度上述八个藩镇派到河南战场的军队。
但是，副元帅对于前方将军的节度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各个节度行营的军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乾元二年七月，肃宗命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八月，光弼等九节度使围困安庆绪于相州，光弼并没有统帅诸军的权力。所以史称相州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诸军没有统帅。时朝廷罢郭子仪兵权，任命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河东兵马副元帅[5]（卷一一一，《李光弼传》，p.3306）。
德宗以后，朝廷设置左右神策中尉，掌管中央军权，除了唐末昭宗一度以辉王为元帅外，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天下兵马元帅一职不复出现。地方上则有行营节度使、行营招讨使和行营都统等职。[13]都统是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方面军政长官的称号。乾元元年(758)十二月，户部尚书李＠(11)除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史称这是都统名官之始。上元二年(762)，李若幽除户部尚书，充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九节度行营兵马都统处置使[8]（卷七八，《诸使中·都统》，p.1685）。从这些官名看，它的职权几乎与方面副元帅没有差别，只是任官者军事资历比较浅而已。
安史之乱期间，在设置都统的时候同时存在着方面副元帅，二者的统属关系不太明晰。安史之乱以后，凡调发诸道藩镇军队作战，大体都要由中央任命一名都统，节制诸道节度行营兵马。如建中元年(780)十二月，以汴州节度使李勉充河南、汴州、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使。元和四年(809)九月，以宣武节度使韩弘充淮西诸军行营兵马都统。大中五年(851)五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白敏中充bin＠10宁节度使、招讨南山、平夏、党项兵马都统处置使。以上事例表明，都统可以从中央派遣，也可以从所在战区的节度使中选任，但是一般都要带某道的节度使，作为自己的“本军”。
唐朝末年，天下用兵，出现了许多个都统，如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京城北面都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fu(12)延节度使李孝昌为京城西面都统，朔方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为京城南面都统，而以宰相王铎为义成军节度使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并且以宦官杨复光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这里的四面都统实际上是都都统。尽管朝廷许王铎“以便宜从事”[5]（卷一九下，《僖宗纪》中和元年七月，p.711)，他统令各个战区兵马的权力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这些前线统帅的兵力都是由抽调各地藩镇的军队组建而成。朝廷只是通过发放出界粮的办法使各地军队暂时为中央效力，军队本身却还要受到本镇节度使的指挥。
五、结论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将本文主旨概括如下：
如历朝一样，唐代中央军政最高决策者是皇帝及其授权的宰相。唐朝没有像汉代那样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如太尉）。唐代前期崇尚出将入相，文武叠用。皇帝延英召对，三省六部长官及他官同平章事等参议军国大政，是中央军政决策的基本形式。但是翰林学士等近臣和枢密使等宦官常成为影响中央军政决策的体制外重要因素。尚书省兵部是军事行政机关，其基本职能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而略有不同。兵部掌军政、发兵号令、兵籍检点，但是，兵部并不直接统帅军队。
唐代军队的统领和指挥机关前后变化最大。在开国时期，行台、大行台、天策上将府是军政合一的前线军队统帅机关。武德年间的十二军是府兵动员下的军事组织。全国统一以后，特别是贞观十年唐太宗改革府兵制度以后，朝廷采取了寓兵于民的战略决策。原则上说中央和地方都没有常规军。中央宿卫者是府兵番上，边疆战事也是靠府兵和兵募来完成。从高宗到玄宗前期，中央逐渐发展成一支规模不大的职业禁卫军（飞骑、万骑、骑），地方上出现了职业边防兵（长征健儿）。作为前线指挥官的行军总管也演变成军区长官节度使。这就使唐代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组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安史之乱加剧了这一变化进程。其结果是，在中央出现了北衙六军和神策军为代表的禁卫军系统，左右神策中尉是实际的军队领导人。在地方形成了普遍设立军区——藩镇的局面，节度使（或者都团练使、都防御使）是军区长官。战争情况下，则有行营节度使、行营招讨使、行营都统等前线指挥机构。天下兵马大元帅只是在安史之乱期间作为战时军事指挥机关发挥过一定作用。其军队还是归属于各地的节度使，终唐之世，唐朝都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军队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五代及北宋王朝本来源自于藩镇，从藩镇制度上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一套全国统一的军队指挥系统，从而改变了唐朝后期藩镇军队各自为政的局面。
收稿日期：2003-06-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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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13]张国刚.唐代藩镇行营制度[A].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M].台北：
文津出版社，1994.
字库未存字注释：
＠1原字亻加免
＠2原字王加景
＠3原字王加真
＠4原字亻加参
＠5原字亻加幸
＠6原字亻加叔
＠7原字衤加付
＠8原字吊的繁体
＠9原字亻的系
＠10原字分加阝
＠(11)原字山加亘
＠(12)原字鹿加阝
＠(13)原字日加句
多有变化。
在开国时代，各地设置行台尚书省，以作为中央最高军政机构的派出机关。最重要的是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其长官尚书令的地位是正二品，与中央尚书令的品秩相同，由李世民担任。行台尚书省的结构是中央尚书省的具体而微，设兵部、民部、工部，以适应战争时代地方军政机关的特殊需要。设置行台省是因为“诸道军务事繁”，故行台有为统一战争服务，实施军事管制的作用，其所在地区的总管府和州县均归其管辖。随着统一战争的推进，唐朝陆续设置了益州道、襄州道、东南道、河东道（山东道？）、河北道等行台，但是规格比陕东道大行台要低，其尚书令为从二品阶。
武德四年(621)十月为了奖励李世民平定洛阳的大功，又特置天策府，以世民为天策上将，“掌国之征讨”。天策府的机构设置偏重于军事性质。从天策府如此庞大的人员组成与分工来看，它确实是一个适应实战需要的军事领导机关。就实际运作而论，陕东道行台和天策府甚至是规格最高的全**队统领机关。李世民升为储君后，废除了陕东道大行台和天策府。同时废除了其他的行台省。
表1天策府主要官员设置与职掌简表
附图
资料来源：《旧唐书·职官志一》。
唐代开国时代中央军队统率机关还有十二军。在唐初十二军时期，关中的府兵被动员成战备状态。《册府元龟》卷三四○《将帅部》“总序”提到：“（武德）二年，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乃置十二军，分关中诸府以隶焉
”。十二军又划分为十二道，即十二个驻屯分区。其军名为太史令傅奕所造，取象于天官，其道名当取自所屯驻的关中各州县。它们是：万年道参旗军，长安道鼓旗军，富平道玄戈军，醴泉道井钺军，同州道羽林军，华州道骑官军，宁州道折威军，岐州道平道军，幽州道招摇军，麟州道苑游军，泾州道天纪军，宜州道天节军。
唐初统一战争结束，武德六年(623)二月，乃废除十二军，八年因为突厥入寇，又复置之[10]（卷九○○，《外臣都·备御三》）。十二军具有了常备军的性质，是从保卫首都地区的安全的战略目的而设立的。北朝隋唐出征之师称为某某道某某军，十二道或十二军实寓意于此。十二军的最终废除当在贞观十年整顿全国府兵之前[11]。
全国统一战争结束以后，唐朝初年适应战争年代的军事领导体制逐渐废除，而代之以新的军队管理制度。从原则上说，这种新制度下，唐代前期在理论上几乎没有常备军队。府兵兼有常备军与预备役的双重特征，在府兵军队的统帅上也有特点。首先，各地军府虽然原则上隶属于中央十二卫（包括诸率府），但是，诸卫大将军（包括率府的率）并没有直接统帅各个折冲府的权力，也就是说十二卫和诸率府并不能直接调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只有在折冲府番上宿卫时，才由诸卫诸率府统领，负责京师的宿卫任务。
实际上“卫”与“府”之间不仅没有很直接的统属关系，而且连文书往来关系也很少，至少在边远地区的军府是如此。如吐鲁番发现的蒲昌府文书记录了开元二年（714年）蒲昌府在西州的各项军事活动，文书显示蒲昌府隶属于左玉钤卫。可是，根据《新唐书·百官志》和《旧唐书·职官志》的记载，虽然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改左右领军卫为左右玉钤卫，但是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复辟已经改回为左右领军卫，也就是说，玄宗初年根本不存在左玉钤卫。可是，开元二年蒲昌府文书中仍然称隶属于左玉钤卫，说明边远地方的折冲府确实与中央诸卫没有太多的联系。既然诸卫的将军对于军府根本没有统兵之权，卫府关系必然缺乏现实的制度基础。
贞观十年以后唐太宗设计的唐代军事领导体制的理想是：君相决定军事政策和方针，兵部掌管军事行政——包括兵马调拨和兵籍管理，设十二卫以贮将帅，各地折冲府以领府兵。这种设计的目的是将兵权分割成几块，互相牵制和制约。只是在节度使体制出现后，这一局面才发生了变化。
唐代前期从全国各地抽调军队组成野战军团，执行特定的军事打击和防御任务，其统帅由中央任命。统帅的名号主要有行军元帅、行军总管或行军大总管。他们是战时军队统领组织[12]（第五章，p.135）。而边疆地区则有都护府的军政机构，可以作为节度使制度的前身。及至长征健儿这样的常备军建立之后，军队的领导体制也在发生变化，重要标志就是节度使体制的确立。开元年间唐代在边疆地区陆续设立了十节度使，节度使麾下有着强大的常备军队。从原则上说，节度使都由中央任免，节度使手下的军将的委任和变动也必须报请中央批准。但是，对于职业军队领导人的需要迫使朝廷改变过去出将入相、文武迭用的政策，天宝年间，边疆的军事统帅久任之事已经不鲜见了。主要原因是，边疆的战争规模更大，唐朝军队必须守护的疆域更长，军费的开支也更加浩繁。
开元天宝时代边疆节度使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力受到朝廷的制约。首先是军官的选拔，节度使有权提出人选，但是必须奏请中央批准。安禄山提出以蕃将代替汉将，就需要报请中央批准。其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必须有朝廷的批准方可进行。王忠嗣朔方出击突厥，都要奏请中央批准。此外，节度使所统辖的军队应该由尚书省兵部控制，我们看到开元天宝时边疆的兵马及其粮草数目都在中央的统计之内。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忠心耿耿的王忠嗣，还是心怀叵测的安禄山，都有极大的便宜行事之权。唐朝对于边疆节度使的控制已经不是建立在制度的监督或者制约上，而是建立在皇帝对于军事统帅的个人恩信之上，这就使得唐代前期军事领导体制中的重大缺陷暴露无遗！
四、唐代藩镇时代的前线军事指挥系统
安史之乱以前，唐代边疆的节度使就已经从一个前线军事指挥机关变成了一个边境地区的庞大军区组织。安史之乱以后，全国都设立了藩镇，并且成为名副其实的军区。由于他们都兼任所在地区的观察使和治所州府的行政首长，因此，藩镇是一个军事和行政高度合一的军政单位。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设置了一个军事统帅职位——天下兵马大元帅。元帅的称号，唐代前期就已经有了，李渊起兵太原，置左右领军大都督，各总三军。建国后，武德元年(618)6月7日，秦王李世民出任西讨元帅，领八总管兵迎击来攻泾州的薛举。武则天时期，也曾任命亲王为元帅，统兵抵御突厥的进犯。但是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则是战时中央最高司令官。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于范阳，玄宗幸蜀，马嵬之变后，玄宗发诏令，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把全国划分为四大作战军区，各以亲王为节度都使，担任战区最高军政长官。即：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区，以李亨兼任节度都使；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区，以永王李磷为节度都使；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节度区，以盛王李琦为节度都使；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区，以丰王珙为节度都使。以上大体可分别称为华北节度区、华南节度区、中原节度区和西北节度区。
为了统制这些作战军区，玄宗任命李亨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时在至德元年(756)七月丁卯。但由于七月甲子，肃宗就即位于灵武，所以玄宗任命的这个天下兵马大元帅，也就没有了着落。根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的记载，至德元年九月，肃宗即位后的两个月，肃宗曾经与他儿时的密友李泌讨论天下兵马元帅的人选问题。肃宗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任命广平王chu＠6“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到大历八年(773)罢天下兵马元帅，这个临时的全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存在了18年。
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设副元帅、元帅府行军长史、元帅府行军司马等高级官员。肃宗时的天下兵马元帅府设在禁中。李泌为元帅府行军长史，宦官李辅国判元帅府行军司马（注：《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说：“肃宗即位，擢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这个太子应该是代宗李豫（原名chu＠6），但是据《通鉴》卷二二○，肃宗立太子在乾元元年(758)十月（《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作乾元元年四月，《唐会要》卷一《帝号上》谓乾元元年三月改封成王，五月十九日册为皇太子，十月五日改名豫，当以“会要”为是），较肃宗设天下兵马元帅府迟二年，李辅国判元帅府司马不会晚到此时。估计元帅府设立之初，即代宗以广平王为元帅时，李辅国已经为行军司马。）。长史与司马的关系不清楚。根据司马光的记载：“置元帅府于禁中，＠7入则泌在府，泌入＠7亦如之。泌又言于上曰：“诸将畏惮天威，在陛下前敷陈军事，或不能尽所怀；万一小差，为害甚大。乞先令与臣及广平熟议，臣与广平从容奏闻，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许之。时军旅务繁，四方奏报，自昏至晓无虚刻，上悉使送府，泌先开视，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门通进，余则待明，禁门钥契，悉委＠7与泌掌之。[7]（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九月，p.6997）”这条材料说明了元帅府工作的重要和繁剧。前线各地作战将领向元帅府反映军情、请示汇报军务，都由元帅和长史先行研究，然后奏请皇帝批准。但是，至德二年九月，长安收复，行军司马李辅国“请取契钥付泌，泌请使辅国掌之”，得到了肃宗的首肯[7]（卷二○二，至德二载九月，p.7035）。胡三省注说：“宫禁之权尽归之矣。”这时候，李泌坚决要求归山。辞去了元帅府行军长史的职务，估计也就是这个时候，李辅国作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掌握实权的。
《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记云：“行军司马，掌弼戎政。居则习diào＠8狩，有役则申战守之法，器械、粮备、军籍、赐予皆专焉。”这段话指出了行军司马的三方面职权：平时的军训，所谓“居则习＠diào＠8狩”；战争状态下决定进攻和防守的法则，所谓“有役则申战守之法”；此外还主管武器装备、后勤供给、军队名籍等军事行政工作，所谓“器械、粮备、军籍、赐予皆专焉”。总而言之，行军司马辅佐元帅处理一切军务，这就是所谓“掌弼戎政”的含义。李辅国担任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所以才能够专权，史称：“太子詹事李辅国，自上在灵武，判元帅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当李辅国察觉肃宗听从李岘的建议，对他有所压制时，李辅国主动提出“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即太子詹事[7]（卷二二一，乾元二年四月，pp.7073～7074）。乾元二年(759)七月，由于张良娣的阴谋，突然任命赵王李＠9xi为天下兵马元帅。但是，李＠9xi并没有什么权力，大权仍然在李辅国手中。所以李辅国为张良娣所嫉恨。宝应元年(762)四月李＠9xi被杀，代宗即位于肃宗灵柩前，任命王子
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仍然以李辅国为行军司马。六月罢辅国兵权，命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代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代为闲厩、群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史称辅国由此“失势”[2]（卷二○八，《李辅国传》，p.5882）。
药子昂实际上并没有接任行军司马的职务，而是“固辞，乃以命（程）元振，封保定县侯。再迁骠骑大将军、bin10国公，尽总禁兵”[2]（卷二○七，《程元振传》，p.5861）。宦官程元振为元帅府行军司马而尽总禁兵，透露出这一职务的重心在向典掌禁军的方向发展。广德元年(763)十月，代宗以宰相元载判天下兵马元帅行军司马，[5]（卷一一，《代宗纪》，p.273）改变了宦官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局面。
元帅府的重要官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除长史、司马外，至德二年四月，肃宗又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7]（卷二一九，至德二载四月，p.7022）。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地区性的兵马副元帅。如，广德二年正月郭子仪为河东副元帅，十二月又加郭子仪关内、河中副元帅；同年五月则解除了仆固怀恩河北副元帅和单于、镇北副元帅的职务，同年七月，李光弼死在河南副元帅任上[5]（卷一一，《代宗纪》，pp.275～277）。这些地区性的副元帅，是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可以统帅某一战区全体作战部队。如肃宗上元二年(761)五月，李光弼复为河南副元帅，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7]（卷二二二，上元二年六月，p.7114）。也就是说，李光弼坐镇临淮，可以指挥和调度上述八个藩镇派到河南战场的军队。
但是，副元帅对于前方将军的节度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各个节度行营的军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乾元二年七月，肃宗命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八月，光弼等九节度使围困安庆绪于相州，光弼并没有统帅诸军的权力。所以史称相州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诸军没有统帅。时朝廷罢郭子仪兵权，任命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河东兵马副元帅[5]（卷一一一，《李光弼传》，p.3306）。
德宗以后，朝廷设置左右神策中尉，掌管中央军权，除了唐末昭宗一度以辉王为元帅外，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天下兵马元帅一职不复出现。地方上则有行营节度使、行营招讨使和行营都统等职。[13]都统是安史之乱期间出现的方面军政长官的称号。乾元元年(758)十二月，户部尚书李＠(11)除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史称这是都统名官之始。上元二年(762)，李若幽除户部尚书，充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九节度行营兵马都统处置使[8]（卷七八，《诸使中·都统》，p.1685）。从这些官名看，它的职权几乎与方面副元帅没有差别，只是任官者军事资历比较浅而已。
安史之乱期间，在设置都统的时候同时存在着方面副元帅，二者的统属关系不太明晰。安史之乱以后，凡调发诸道藩镇军队作战，大体都要由中央任命一名都统，节制诸道节度行营兵马。如建中元年(780)十二月，以汴州节度使李勉充河南、汴州、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使。元和四年(809)九月，以宣武节度使韩弘充淮西诸军行营兵马都统。大中五年(851)五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白敏中充bin＠10宁节度使、招讨南山、平夏、党项兵马都统处置使。以上事例表明，都统可以从中央派遣，也可以从所在战区的节度使中选任，但是一般都要带某道的节度使，作为自己的“本军”。
唐朝末年，天下用兵，出现了许多个都统，如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为京城北面都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fu(12)延节度使李孝昌为京城西面都统，朔方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为京城南面都统，而以宰相王铎为义成军节度使兼充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并且以宦官杨复光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这里的四面都统实际上是都都统。尽管朝廷许王铎“以便宜从事”[5]（卷一九下，《僖宗纪》中和元年七月，p.711)，他统令各个战区兵马的权力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这些前线统帅的兵力都是由抽调各地藩镇的军队组建而成。朝廷只是通过发放出界粮的办法使各地军队暂时为中央效力，军队本身却还要受到本镇节度使的指挥。
五、结论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将本文主旨概括如下：
如历朝一样，唐代中央军政最高决策者是皇帝及其授权的宰相。唐朝没有像汉代那样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如太尉）。唐代前期崇尚出将入相，文武叠用。皇帝延英召对，三省六部长官及他官同平章事等参议军国大政，是中央军政决策的基本形式。但是翰林学士等近臣和枢密使等宦官常成为影响中央军政决策的体制外重要因素。尚书省兵部是军事行政机关，其基本职能类似于今天的国-防-部而略有不同。兵部掌军政、发兵号令、兵籍检点，但是，兵部并不直接统帅军队。
唐代军队的统领和指挥机关前后变化最大。在开国时期，行台、大行台、天策上将府是军政合一的前线军队统帅机关。武德年间的十二军是府兵动员下的军事组织。全国统一以后，特别是贞观十年唐太宗改革府兵制度以后，朝廷采取了寓兵于民的战略决策。原则上说中央和地方都没有常规军。中央宿卫者是府兵番上，边疆战事也是靠府兵和兵募来完成。从高宗到玄宗前期，中央逐渐发展成一支规模不大的职业禁卫军（飞骑、万骑、骑），地方上出现了职业边防兵（长征健儿）。作为前线指挥官的行军总管也演变成军区长官节度使。这就使唐代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组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安史之乱加剧了这一变化进程。其结果是，在中央出现了北衙六军和神策军为代表的禁卫军系统，左右神策中尉是实际的军队领导人。在地方形成了普遍设立军区——藩镇的局面，节度使（或者都团练使、都防御使）是军区长官。战争情况下，则有行营节度使、行营招讨使、行营都统等前线指挥机构。天下兵马大元帅只是在安史之乱期间作为战时军事指挥机关发挥过一定作用。其军队还是归属于各地的节度使，终唐之世，唐朝都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军队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五代及北宋王朝本来源自于藩镇，从藩镇制度上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一套全国统一的军队指挥系统，从而改变了唐朝后期藩镇军队各自为政的局面。
收稿日期：200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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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1原字亻加免
＠2原字王加景
＠3原字王加真
＠4原字亻加参
＠5原字亻加幸
＠6原字亻加叔
＠7原字衤加付
＠8原字吊的繁体
＠9原字亻的系
＠10原字分加阝
＠(11)原字山加亘
＠(12)原字鹿加阝
＠(13)原字日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