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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堡
万民啊!拥抱在一起!
和全世界的人接吻,
弟兄们──在上界的天庭,
一定有天父住在那里。
──摘自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曲席勒所作欢乐颂
似乎,所有的在这之前或在这之后的故事,都是从海德堡开始的。
那是到了西德一个月之后,代表团已经回国,而我留在了德国。送走代表团,走出法兰克福机场,坐上黄先生的汽车,汽车行驶在漆黑的夜晚里的高速公路上,心里竟会升起一股茫茫的凄凉的感觉。代表团回国,就好比突然的撤离了一道温暖的围篱,这围篱是由我所谙熟谙透的人情与人事交织而成,也许其中有多少不快与不便,却是绝对安全。我们走在异国的旅途上,唱着中国的歌,窗外的风景如拉洋片一样美妙地拉过,我们便想:这就是德国。这时候,我缩在汽车的后座里,耳朵灌满了汽车在公路上不限时速的疾驶的声响,那是一种喧闹而又寂寞的声响。我的心情就好象是,我第一天到了德国。那过去的一月的旅行,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经验,却已经使我疲劳而想家,兴致是到了极低点。我就像是仅为了不辜负黄先生的好心邀请,才留下的。
黄先生实在是一个很倒霉的先生,自他开始出版中国女作家丛书,赔了本不说,第一位邀请的女作家招呼不打一个拔腿就跑了,而第二个的我,则是不领人情且难伺候。他将我从机场领出来的时候,那神情好比是携了一样易碎品,一不小心就要碰个粉碎的,那一刻里他一定是后悔极了。汽车到波恩已是深夜十二点,他生怕我在波恩无聊,连夜安排了我第二日的旅行,随一位名叫袁小平的女学生回家,她家在一个美丽的城市,叫作维思巴登。第二日,我穿了一条牛仔裤,背了一个简单的行囊,拿着一份黄先生送我的搜寻已久的联邦地图,上了火车。火车沿了莱因河行驶,那是一条罗曼蒂克的路线,可我的兴致依然很低,想家,还想与代表团一起的快活的日子。这一种想念像一桩缓解不了的心事,始终的,永远的梗在了我的心里。在我以后的旅行中,我一直怀了这一桩心事,因此,我再不可能彻底的快乐起来,而以后的旅行,意义也全不在于“快乐”这两个字了。
到维思巴登的第三日,袁小平带了我去海德堡,为了一场露天广场的贝多芬音乐会。
我好比是第一次到海德堡似的第二次到了海德堡。第一次到海德堡,是我们从斯图加特往波恩附近一个名叫“磨房”的地方所路经的。是一个雨天,我们冒着雨去了王宫,后来雨停了,我们不冒雨地逛了老城。随了我们的司机和朋友米歇尔斯,吃了一顿极古怪的墨西哥午饭,在商场买了一些文具,穿过几条小街,在大学广场前的咖啡店吃了冰淇淋。听讲了海德堡大学的学生监狱,听讲了海德堡由于一个法国军官的布尔乔亚情调,而在二次大战中免遭炮击的可爱的故事。然后我们就上了汽车,向“磨房”进发。汽车驶进了海德堡,我便愚蠢又可怜地开始寻找我们前一次的足迹,好象要以那些匆匆的足迹安慰自己孤寂的旅途。
汽车驶上了石块拼成的街道,穿过几条大街和小街,最后停在一盘小小的珠宝店门口。街上静静的,停了几辆汽车,有一个男人让出他的车位给我们停车,店铺关着门,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天气很好,太阳照着石块相拼的街面,暖烘烘的。袁小平和我站在了珠宝店的门前,小小的橱窗里放了不知为什么有些陈旧而黯淡的首饰。她按了铃。
袁小平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中国女孩,在波恩大学读中文。我问她,为什么要读中文,不是读了中文很不好找工作?她回答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却不会说中国话,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么简单,她在海德堡大学读了一二年级,然后,也就是不久前转到了波恩大学中文系,海德堡有她许多同学。门(同:口兹)(同:口兹)地响了。我们推进门去,走过珠宝店的侧廊,上了楼梯。木板楼梯在我们脚下吱吱嘎嘎地响,有两个德国男孩站在三楼的转角处迎接我们。一个是淡黄头发淡蓝眼睛的,别一个则是黑头发黑眼睛。这是一套小小的公寓,这两位学生合租的。一共有两间卧房,一个厨房兼餐室,一个淋浴房,厕所则在外面楼梯转角处,这一层楼面合用。厕所的窗户是朝北的,望出去是一片屋脊,屋脊上竖着电视天线,似乎马上要飞起一群鸽子,不由想起了上海的后窗,难免又要惆怅一时。
他们三人手忙脚乱地做饭,那黑眼睛的男孩十分殷勤地说,他早已作了准备,腌了蒜汁,将那蒜汁端给小平闻,小平闻过了又给我闻,我几乎呛了起来,好象有几百斤大蒜浓缩在了这只瓶里,而他们连连地赞叹道:很香。午饭是吃意大利面条,一大锅白煮捞干的面条,一盆蕃茄沙司,还有一块肥皂一样的忌司,用一个多眼刨锉下粉来撒进面条,另外还有一大玻璃缸生菜。那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是德国南方人,此时此刻,我并不懂得南方与北方的含义,只注意到他学的是艺术,就向他询问德国的当代的著名音乐家。那淡黄头发的男孩要略长几岁,淡黄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显得斯文而持重,他学的是医学,于是便谈针灸,还有爱滋病。饭后,又喝了很浓的土耳其咖啡,便送了我们出来。顺路去对面街角的一个书店看了看,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以后,书店关了门,只能从橱窗里看见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恰巧其中有一本小说集,其中有我的一篇,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回过头重又仔细地看了我一番,似乎要重新评价我似的。然后,我们说过晚上音乐会见面,便上了车,去大学了,有一批同学在大学里等我们。这一天晚上,在内卡河的对岸,与王宫遥遥相对的树林茂密的山上;在四十年前,希特勒为他统治全世界作宣言而建起的万人露天集会场上,有一个音乐会,演奏贝多芬的第九。袁小平请她的同学们买了票,我们将去那山上听音乐。
汽车停在学校的停车场,走出停车场,便有两个男孩朝我们跑了过来。一个男孩是学英语的,他脸上始终含着谦逊而温柔的微笑,他用很温和很谦逊的语调说英语,使你不得不听懂了,如实在听不懂便十分的抱歉,觉得自己是很没有道理的。另一个高高大大的已有了绅士风度的男孩是学中文的,因此便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史耐德,他们都是我另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了。当我听说了他的名字后,便说,好象有一个影星也是叫这个名字,他彬彬有礼地用清晰准确的中文说:“是的。可是她是女的,而我是男的。”这时候,我看见了我们上次吃冰淇淋的小店,那小店就在我们站的地方的对面,很近很近。见我望那里,学英语的男孩便很温柔地问我,想不想吃冰淇淋。我惭愧地连声说不想,他却一径微笑着。然后史耐德告诉我:“音乐会是七点,但是五点半就要出发,因为要爬山。现在是三点,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可以喝咖啡,谈话,也可以玩。”我说我想去看一看闻名已久的学生监狱。于是我们走过了几条碎石拼成的小街。那都是一些狭狭的长长的小街,两边是高高的墙,墙的高处有一盏古老的路灯,那路灯使人想起一些酱黄色的温暖又凄楚的图画。脚步踩在石子路面上,会激起清脆的回音。
一百年前的学生监狱,紧闭着森严的大门,我们以为过了参观的时间,却不甘心地去推那门。门无声地开了,涌出杂沓的喧声,狭狭的木楼梯吱吱扭扭的叫着。我们上了楼梯,一扇房门里,却幽灵似地闪出一个男人,要我们买票。墙上,天花板上,楼道上,涂满了乱七八糟的图画和文字,那阴森的房屋因了这些胡涂乱抹顿时活泼起来。那一百年长久的新鲜的活力在这阴森的老屋里流动。犯了校规的囚犯们在墙上画着他们的自画像,黑色的剪影,戴着昔日的学生制帽。参观者们高声地读着墙上的字句,然后朗朗地笑。那囚室里的黑色的铁架床是多么的冰凉啊!那冰凉的房屋全因了这铺天盖地的热烈的胡涂乱抹而暖和起来。史耐德为我翻译了两首诗,第一首是一首爱情诗,写一个囚禁的寂寞的夜晚,想念他的亲爱的姑娘,另一首则和文字有着关联,全文如下:
诗人们写作的对象是人;
可是人是多么不值得写,
如果诗人到了这里,
保险他什么也写不出来。
这一座西德最古老的大学的古老的监狱,因了这些胡说八道霎那间变得十分的年轻。世界上大约再没有比这更叫人起劲的监狱了。我们欣赏着这些失了自由的人们的一百年前的呼声,楼梯上却忽然一阵吱吱嘎嘎的乱响,上来了几个学生,为首是一个深色头发穿大红汗衫的男孩,背着登山包,拿着照相机,腾腾地走到我面前,自我介绍道:我叫啤酒恩,然后又指了一个女孩,这是我的法国朋友,帕斯卡亚。他像一个真正的记者一样退后几步,对着我疾速地按了一下快门,我来不及地微笑了一下,闪光灯辉煌地照耀了这阴暗的楼道。他用简单的中文说道:我们要走,因为要占位子。
走出学生监狱,天忽然的阴沉了,啤酒恩沿路退一张多买的票子,大声作着宣传:这是贝多芬的第九,第九啊!人们说:天要下雨了,对不起。然后勿勿地走过。天是阴沉沉的。我们走到了老桥的桥头,桥头有一支交响乐队在奏乐。啤酒棚里坐满了人,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史耐德告诉我,在1945年3月29日,停战的几日之前,老桥终于被炸毁了,然后又修了起来,因为海德堡人不能没有这座桥。这座桥通过内卡河,通向对面的树林茂密的山,那山的名字是一个传说中的巨人的名字,那巨人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巨人。今天,这一支管弦乐队的演奏,史耐德猜想是与这一座桥有关联。他又引我去看桥头的一个铜像,是一只类似猴子的奇异的动物,手持一面铜镜,这铜镜是一个机会,使人真正认识自己的机会。我一时想不出这一个机会与这桥,与这桥下的内卡河,桥这头的老城与那头的山林有什么联系。天阴得可怕,果然下了一阵小雨,已经走过桥的啤酒恩又远远地返了回来,要我们快走,因为有长长的山路。贝多芬的音乐会是在七点准时开始。我们跟上了他,走过了老桥,抵了河的对岸。岸上的台阶布满了潮湿的青苔,走完布满青苔的石阶路,我们上了堤岸。隔了一条内卡河,我们看见了对岸的海德堡王宫,那是一座王宫的虚墟,隔河望去,是那么壮阔的美丽。史耐德说,那边有一条哲学家大道,他可以陪我走一走。可是啤酒恩说,没有时间了,还有长长的山路。那四十年前希特勒建造的万人露天集会场是在高高的山顶。于是,我们只得弃下了智能的哲学家大道,上山了。
山路铺满了潮湿的落叶,落叶已铺起了很厚的一路。两边是高大的松树,将本来就阴沉的天空遮得更暗了。史耐德开始给我讲一个他编的童话,我漫不经心地听着,直到我们下山的时候,我才明白这童话与他的人生严肃的联系。而我这时候并不明白,我只是吃力地走着山路。啤酒恩他们早早的走到了前边,只剩下了我和史耐德。上山的路虽平缓却一径向上,不给人休息。柔软的落叶陷着脚,树林阴森而威严。透过树林,起先还隐隐看得见微亮的内卡河,似乎还能隐隐地听见河对岸小号嘹亮的音响。而山道陡地一转,便什么也没有了。风吹过树林,沙啦啦地响,史耐德的童话很长也很曲折。树林将天遮得黑尽了,好象是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天好象又开始下雨,衣服和头发都湿了,而昂起头去,却没有一滴雨点,树梢上露出远远的蓝天。啤酒恩又沙沙地跑了回来,回来对我们说:要快,否则座位就没有了,因为那是一个露天的会场,没有座位号码,去晚了,就没有座位了。他慰问似的在我身边走了一会,说:我们不想告诉你还要爬山,因为怕你听到要爬山就不来了。我说,这怎么会呢?爬山与音乐会是同样有趣的。他说着走着,又走到前面去,追赶前一拨的伙伴了。因他总是这么前后来回地走,所以他至少是要比别人多走一半的路程。
走出黑压压的树林,眼前忽然一亮,到了一个平台,有水龙头。于是,大家在水龙头前洗了脸,喝了水,继续向上。从这里开始,路途不再寂静了,越来越多的人汇集到这一条上山顶的道路,都背着登山包,穿著登山的简便利索的行装,一伙一伙的上山。啤酒恩又走回来报告说,那买多的一张票已经退掉了。史耐德的童话讲完了,他开始背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很惭愧我却背不下来。树林开始稀疏,天空亮了,还有微微的蓝色。上山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有的超了我们前去,又有的被我们超过,大家一齐向山顶进发。山顶有一个四十年前希特勒建造的露天万人集会场。这四十年里,这会场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这会唤起人们不愉快的记忆。它荒芜了四十年,今天是四十年来第一次使用这个会场,要在那里举行音乐会,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
树林渐渐疏朗了,山... -->>
海德堡
万民啊!拥抱在一起!
和全世界的人接吻,
弟兄们──在上界的天庭,
一定有天父住在那里。
──摘自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曲席勒所作欢乐颂
似乎,所有的在这之前或在这之后的故事,都是从海德堡开始的。
那是到了西德一个月之后,代表团已经回国,而我留在了德国。送走代表团,走出法兰克福机场,坐上黄先生的汽车,汽车行驶在漆黑的夜晚里的高速公路上,心里竟会升起一股茫茫的凄凉的感觉。代表团回国,就好比突然的撤离了一道温暖的围篱,这围篱是由我所谙熟谙透的人情与人事交织而成,也许其中有多少不快与不便,却是绝对安全。我们走在异国的旅途上,唱着中国的歌,窗外的风景如拉洋片一样美妙地拉过,我们便想:这就是德国。这时候,我缩在汽车的后座里,耳朵灌满了汽车在公路上不限时速的疾驶的声响,那是一种喧闹而又寂寞的声响。我的心情就好象是,我第一天到了德国。那过去的一月的旅行,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经验,却已经使我疲劳而想家,兴致是到了极低点。我就像是仅为了不辜负黄先生的好心邀请,才留下的。
黄先生实在是一个很倒霉的先生,自他开始出版中国女作家丛书,赔了本不说,第一位邀请的女作家招呼不打一个拔腿就跑了,而第二个的我,则是不领人情且难伺候。他将我从机场领出来的时候,那神情好比是携了一样易碎品,一不小心就要碰个粉碎的,那一刻里他一定是后悔极了。汽车到波恩已是深夜十二点,他生怕我在波恩无聊,连夜安排了我第二日的旅行,随一位名叫袁小平的女学生回家,她家在一个美丽的城市,叫作维思巴登。第二日,我穿了一条牛仔裤,背了一个简单的行囊,拿着一份黄先生送我的搜寻已久的联邦地图,上了火车。火车沿了莱因河行驶,那是一条罗曼蒂克的路线,可我的兴致依然很低,想家,还想与代表团一起的快活的日子。这一种想念像一桩缓解不了的心事,始终的,永远的梗在了我的心里。在我以后的旅行中,我一直怀了这一桩心事,因此,我再不可能彻底的快乐起来,而以后的旅行,意义也全不在于“快乐”这两个字了。
到维思巴登的第三日,袁小平带了我去海德堡,为了一场露天广场的贝多芬音乐会。
我好比是第一次到海德堡似的第二次到了海德堡。第一次到海德堡,是我们从斯图加特往波恩附近一个名叫“磨房”的地方所路经的。是一个雨天,我们冒着雨去了王宫,后来雨停了,我们不冒雨地逛了老城。随了我们的司机和朋友米歇尔斯,吃了一顿极古怪的墨西哥午饭,在商场买了一些文具,穿过几条小街,在大学广场前的咖啡店吃了冰淇淋。听讲了海德堡大学的学生监狱,听讲了海德堡由于一个法国军官的布尔乔亚情调,而在二次大战中免遭炮击的可爱的故事。然后我们就上了汽车,向“磨房”进发。汽车驶进了海德堡,我便愚蠢又可怜地开始寻找我们前一次的足迹,好象要以那些匆匆的足迹安慰自己孤寂的旅途。
汽车驶上了石块拼成的街道,穿过几条大街和小街,最后停在一盘小小的珠宝店门口。街上静静的,停了几辆汽车,有一个男人让出他的车位给我们停车,店铺关着门,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天气很好,太阳照着石块相拼的街面,暖烘烘的。袁小平和我站在了珠宝店的门前,小小的橱窗里放了不知为什么有些陈旧而黯淡的首饰。她按了铃。
袁小平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中国女孩,在波恩大学读中文。我问她,为什么要读中文,不是读了中文很不好找工作?她回答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却不会说中国话,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么简单,她在海德堡大学读了一二年级,然后,也就是不久前转到了波恩大学中文系,海德堡有她许多同学。门(同:口兹)(同:口兹)地响了。我们推进门去,走过珠宝店的侧廊,上了楼梯。木板楼梯在我们脚下吱吱嘎嘎地响,有两个德国男孩站在三楼的转角处迎接我们。一个是淡黄头发淡蓝眼睛的,别一个则是黑头发黑眼睛。这是一套小小的公寓,这两位学生合租的。一共有两间卧房,一个厨房兼餐室,一个淋浴房,厕所则在外面楼梯转角处,这一层楼面合用。厕所的窗户是朝北的,望出去是一片屋脊,屋脊上竖着电视天线,似乎马上要飞起一群鸽子,不由想起了上海的后窗,难免又要惆怅一时。
他们三人手忙脚乱地做饭,那黑眼睛的男孩十分殷勤地说,他早已作了准备,腌了蒜汁,将那蒜汁端给小平闻,小平闻过了又给我闻,我几乎呛了起来,好象有几百斤大蒜浓缩在了这只瓶里,而他们连连地赞叹道:很香。午饭是吃意大利面条,一大锅白煮捞干的面条,一盆蕃茄沙司,还有一块肥皂一样的忌司,用一个多眼刨锉下粉来撒进面条,另外还有一大玻璃缸生菜。那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是德国南方人,此时此刻,我并不懂得南方与北方的含义,只注意到他学的是艺术,就向他询问德国的当代的著名音乐家。那淡黄头发的男孩要略长几岁,淡黄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显得斯文而持重,他学的是医学,于是便谈针灸,还有爱滋病。饭后,又喝了很浓的土耳其咖啡,便送了我们出来。顺路去对面街角的一个书店看了看,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以后,书店关了门,只能从橱窗里看见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恰巧其中有一本小说集,其中有我的一篇,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回过头重又仔细地看了我一番,似乎要重新评价我似的。然后,我们说过晚上音乐会见面,便上了车,去大学了,有一批同学在大学里等我们。这一天晚上,在内卡河的对岸,与王宫遥遥相对的树林茂密的山上;在四十年前,希特勒为他统治全世界作宣言而建起的万人露天集会场上,有一个音乐会,演奏贝多芬的第九。袁小平请她的同学们买了票,我们将去那山上听音乐。
汽车停在学校的停车场,走出停车场,便有两个男孩朝我们跑了过来。一个男孩是学英语的,他脸上始终含着谦逊而温柔的微笑,他用很温和很谦逊的语调说英语,使你不得不听懂了,如实在听不懂便十分的抱歉,觉得自己是很没有道理的。另一个高高大大的已有了绅士风度的男孩是学中文的,因此便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史耐德,他们都是我另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了。当我听说了他的名字后,便说,好象有一个影星也是叫这个名字,他彬彬有礼地用清晰准确的中文说:“是的。可是她是女的,而我是男的。”这时候,我看见了我们上次吃冰淇淋的小店,那小店就在我们站的地方的对面,很近很近。见我望那里,学英语的男孩便很温柔地问我,想不想吃冰淇淋。我惭愧地连声说不想,他却一径微笑着。然后史耐德告诉我:“音乐会是七点,但是五点半就要出发,因为要爬山。现在是三点,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可以喝咖啡,谈话,也可以玩。”我说我想去看一看闻名已久的学生监狱。于是我们走过了几条碎石拼成的小街。那都是一些狭狭的长长的小街,两边是高高的墙,墙的高处有一盏古老的路灯,那路灯使人想起一些酱黄色的温暖又凄楚的图画。脚步踩在石子路面上,会激起清脆的回音。
一百年前的学生监狱,紧闭着森严的大门,我们以为过了参观的时间,却不甘心地去推那门。门无声地开了,涌出杂沓的喧声,狭狭的木楼梯吱吱扭扭的叫着。我们上了楼梯,一扇房门里,却幽灵似地闪出一个男人,要我们买票。墙上,天花板上,楼道上,涂满了乱七八糟的图画和文字,那阴森的房屋因了这些胡涂乱抹顿时活泼起来。那一百年长久的新鲜的活力在这阴森的老屋里流动。犯了校规的囚犯们在墙上画着他们的自画像,黑色的剪影,戴着昔日的学生制帽。参观者们高声地读着墙上的字句,然后朗朗地笑。那囚室里的黑色的铁架床是多么的冰凉啊!那冰凉的房屋全因了这铺天盖地的热烈的胡涂乱抹而暖和起来。史耐德为我翻译了两首诗,第一首是一首爱情诗,写一个囚禁的寂寞的夜晚,想念他的亲爱的姑娘,另一首则和文字有着关联,全文如下:
诗人们写作的对象是人;
可是人是多么不值得写,
如果诗人到了这里,
保险他什么也写不出来。
这一座西德最古老的大学的古老的监狱,因了这些胡说八道霎那间变得十分的年轻。世界上大约再没有比这更叫人起劲的监狱了。我们欣赏着这些失了自由的人们的一百年前的呼声,楼梯上却忽然一阵吱吱嘎嘎的乱响,上来了几个学生,为首是一个深色头发穿大红汗衫的男孩,背着登山包,拿着照相机,腾腾地走到我面前,自我介绍道:我叫啤酒恩,然后又指了一个女孩,这是我的法国朋友,帕斯卡亚。他像一个真正的记者一样退后几步,对着我疾速地按了一下快门,我来不及地微笑了一下,闪光灯辉煌地照耀了这阴暗的楼道。他用简单的中文说道:我们要走,因为要占位子。
走出学生监狱,天忽然的阴沉了,啤酒恩沿路退一张多买的票子,大声作着宣传:这是贝多芬的第九,第九啊!人们说:天要下雨了,对不起。然后勿勿地走过。天是阴沉沉的。我们走到了老桥的桥头,桥头有一支交响乐队在奏乐。啤酒棚里坐满了人,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史耐德告诉我,在1945年3月29日,停战的几日之前,老桥终于被炸毁了,然后又修了起来,因为海德堡人不能没有这座桥。这座桥通过内卡河,通向对面的树林茂密的山,那山的名字是一个传说中的巨人的名字,那巨人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巨人。今天,这一支管弦乐队的演奏,史耐德猜想是与这一座桥有关联。他又引我去看桥头的一个铜像,是一只类似猴子的奇异的动物,手持一面铜镜,这铜镜是一个机会,使人真正认识自己的机会。我一时想不出这一个机会与这桥,与这桥下的内卡河,桥这头的老城与那头的山林有什么联系。天阴得可怕,果然下了一阵小雨,已经走过桥的啤酒恩又远远地返了回来,要我们快走,因为有长长的山路。贝多芬的音乐会是在七点准时开始。我们跟上了他,走过了老桥,抵了河的对岸。岸上的台阶布满了潮湿的青苔,走完布满青苔的石阶路,我们上了堤岸。隔了一条内卡河,我们看见了对岸的海德堡王宫,那是一座王宫的虚墟,隔河望去,是那么壮阔的美丽。史耐德说,那边有一条哲学家大道,他可以陪我走一走。可是啤酒恩说,没有时间了,还有长长的山路。那四十年前希特勒建造的万人露天集会场是在高高的山顶。于是,我们只得弃下了智能的哲学家大道,上山了。
山路铺满了潮湿的落叶,落叶已铺起了很厚的一路。两边是高大的松树,将本来就阴沉的天空遮得更暗了。史耐德开始给我讲一个他编的童话,我漫不经心地听着,直到我们下山的时候,我才明白这童话与他的人生严肃的联系。而我这时候并不明白,我只是吃力地走着山路。啤酒恩他们早早的走到了前边,只剩下了我和史耐德。上山的路虽平缓却一径向上,不给人休息。柔软的落叶陷着脚,树林阴森而威严。透过树林,起先还隐隐看得见微亮的内卡河,似乎还能隐隐地听见河对岸小号嘹亮的音响。而山道陡地一转,便什么也没有了。风吹过树林,沙啦啦地响,史耐德的童话很长也很曲折。树林将天遮得黑尽了,好象是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天好象又开始下雨,衣服和头发都湿了,而昂起头去,却没有一滴雨点,树梢上露出远远的蓝天。啤酒恩又沙沙地跑了回来,回来对我们说:要快,否则座位就没有了,因为那是一个露天的会场,没有座位号码,去晚了,就没有座位了。他慰问似的在我身边走了一会,说:我们不想告诉你还要爬山,因为怕你听到要爬山就不来了。我说,这怎么会呢?爬山与音乐会是同样有趣的。他说着走着,又走到前面去,追赶前一拨的伙伴了。因他总是这么前后来回地走,所以他至少是要比别人多走一半的路程。
走出黑压压的树林,眼前忽然一亮,到了一个平台,有水龙头。于是,大家在水龙头前洗了脸,喝了水,继续向上。从这里开始,路途不再寂静了,越来越多的人汇集到这一条上山顶的道路,都背着登山包,穿著登山的简便利索的行装,一伙一伙的上山。啤酒恩又走回来报告说,那买多的一张票已经退掉了。史耐德的童话讲完了,他开始背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很惭愧我却背不下来。树林开始稀疏,天空亮了,还有微微的蓝色。上山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有的超了我们前去,又有的被我们超过,大家一齐向山顶进发。山顶有一个四十年前希特勒建造的露天万人集会场。这四十年里,这会场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这会唤起人们不愉快的记忆。它荒芜了四十年,今天是四十年来第一次使用这个会场,要在那里举行音乐会,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
树林渐渐疏朗了,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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