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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做“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
一、洋芋与土豆
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小麦。
麦在上古汉语中叫“来”诗经中就有称麦为“来”的。方言学家潘家懿说直到现在山西临汾人还把麦子熟了叫“来了”大米则是水稻。“稻”与“到”同音，没准也有“到”的意思。苟如此，则“稻麦”便是“到来”了。
稻麦为什么是到来呢？
大约原本没有，后来才“到”才“来”
小麦可能是从羌族人那里传入华夏的，水稻则可能是从印度经由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自华南一路北上。不过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谷，则好像又证明咱们老早就种稻子了。其实“来”的本义就是小麦，说文谓“周所受瑞麦”其中大麦叫牟，小麦叫来，字形也是“像芒束之形”其义则是“天所来也”以后才转借为往来的来。所以，小麦是不是从人家那里嫁过来的，还说不清。
同样，稻也不一定是“到”的谐音，也可能是“捣”的谐音。稻谷成熟后，要放到臼里面捣，才能变成米，也才能吃。稻的字形，便是捣米之状，林义光先生的文源中说过的。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出广西西南和云南南部也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看来这稻子是家生的，还是进口的，也很难弄明白。不过麦（麥）字从来，稻字从禾，倒是事实。甲骨文中既有麦字，也有稻字，也是事实。而且，它们也都被叫做“谷”（穀）。麦叫“芒谷”（有芒之谷），稻则叫“嘉谷”（也叫禾）。当然，后来大家不这么混着叫了，叫“谷子”的都是“米”—在北方是指小米，在南方则指稻米。
如果说稻麦还有点“来历不明”那么，玉蜀黍可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它原产南美洲，来到中国也很不容易。玉蜀黍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先由葡萄牙人带到爪哇，再从爪哇辗转而来；另一条则是阿拉伯人从麦加、中亚输入。所以，它在各地方言中的别名也五花八门。有叫玉麦（南宁）的，有叫黍麦（温州）的，有叫红须麦（巍山）的，还有叫番大麦（厦门）的，最早的官方称谓则是“御麦”可见玉蜀黍刚进入中国时，被看作是一种“麦”其实它和大麦、小麦、黑麦、燕麦，无论外形还是味道，都相去甚远，怎么会是“麦”？大约就因为“麦”有“来”的意思。外来的，也就是“麦”又因为来得稀罕，来之不易，便叫“御麦”御和玉同音，玉蜀黍也更像是米而不是麦，因此便改叫“玉米”（玉一样晶莹的米）。既然是米，当然也是谷，所以又叫“包谷”（叶子包着的谷）。又因为这“包谷”是棒糙状，故而也叫“包谷棒子”或干脆简称“棒子”
从国外引进的东西还很不少，比如胡麻、胡菜、胡桃、胡豆、胡萝卜等等都是。胡麻就是芝麻，胡菜就是油菜，胡桃就是核桃，胡豆则有两种，豌豆和蚕豆。豌豆原产中亚和西亚，蚕豆最早则为希伯来人所种值，它们当然都是“胡豆”此外还有胡椒、辣椒，也是外来的。这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胡椒还好说，它来自摩伽陀国（属印度），当然是“胡椒”如果辣椒也不是“国货”那我们湖南、四川的“辣妹子”岂不都成了“外来妹”？然而辣椒确实原产南美洲热带地方，据德康道尔的农艺植物考源考证，直到十七世纪才传入中国。那时明朝已近灭亡，清人都快入关了，这可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等嗜辣之人吃了一辈子辣椒，原以为自己是爱国主义者，谁知道吃的竟是外国佐料。
其实土生土长的椒只有一种，即花椒。何况辣椒虽然不姓“胡”看不出是从国外进口的，方言中还是留下了飘洋过海的蛛丝马迹。比如温州、厦门便管辣椒叫“番姜”福建许多地方（如建阳、建瓯、崇安、光泽）则管辣椒叫“番椒”中药药典上也叫“番椒”大约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国人的辛辣佐料主要是生姜和花椒，这才把辣椒称为“外国生姜”（番姜）和“外国花椒”（番椒）。之所以不冠以“胡”则是因为已另有“胡椒”但生姜之味主要是辛，花椒之味主要是麻，辣椒之味才真正是辣，这才因味得名，叫做辣椒。
辣椒被叫做番椒或番姜（四川人则称之为海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大凡从国外引进的植物，往往会被冠以胡、番、西、洋等字眼，以示其来历，比如西红柿也叫番茄，还叫洋柿子。又比如番薯，番薯学名甘薯，也叫白薯、红薯、红苔、山芋、地瓜，南昌、广州、阳江、梅县、潮州、厦门、福州、温州都叫番薯。它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由西班牙人从南美洲带到菲律宾的。明代万历年间，福建遭受台风，总督金学派人到菲律宾寻找可以救灾的农作物，甘薯便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所以甘薯又叫金薯，也就是为了纪念金学的功劳。不过要想什么事都能做到饮水思源，是不容易的。极易生长的甘薯在全国推广后，便不再叫金薯或番薯，反而变成了“地瓜”
番薯变成了地瓜，洋芋则变成了土豆。洋芋就是马铃薯，也是原产南美洲，传入中国比甘薯还晚，所以叫洋番薯（温州）、番仔番薯（厦门），也有叫荷兰薯（广州、潮州、梅县）的，更普遍的叫法则是洋芋。洋芋也就是洋山芋，和洋番薯是一个意思。反正先入为主，后来为客。甘薯先来，便是“土”；马铃薯后到，便是“洋”等到“洋芋”也变成了“土豆”则已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了。
二、胡番与西洋
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胡，大约是用得最早的。它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即“胡人”所以，但凡叫做“胡什么”的，多半来自所谓“西域”西域的概念，近一点的，在天山以南，昆仑以北，玉门以西，葱岭以东（葱岭即帕米尔高原）。远一点，则可到克什米尔和伊朗了。
中国和西域交通很早。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便通了西域，以后又有丝绸之路，中亚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除了胡麻、胡葱、胡桃、胡豆、胡椒、胡萝卜，还有胡食（抓饭）、胡饼（烧饼）、胡茄、胡琴、胡笙模（也是一种乐器）。还有一些东西，虽然并不叫胡什么，也是从西域来的，比如苜蓿、葡萄、石榴、琥珀、狮子。据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云，它们很可能是当时外来语的音译。比如苜蓿和葡萄源自古大宛语，琥珀源自突厥语，狮子源自伊兰语，或波斯语，或粟特语。石榴原本叫安石榴。安石，很可能是安息（在今伊朗），也可能是安息帕提亚王朝名arshak的谐音。
石榴现在已经是“国货”了，也不再叫安石榴。就像罗汉不再叫阿罗汉一样，也是省掉了头一个字。它还被老百姓用来作为多子多福的象征。中国民间用来祝愿多子多福的东西很多，鱼（年年有余）啦，莲子（连连得子）啦，枣和栗子（早早立子）啦。石榴既然“房中多子”自然也不妨“洋为中用”了。
还有一个“洋芋变土豆”的例子是唢呐。唢呐这玩艺，在一般人心目中要算土得掉渣的乐器，地地道道的“国乐”或“民乐”却原来也和胡琴一样，是从西域来的。唢呐原本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金元时传入中国，其名则源自波斯语surna，所以又叫琐奈、苏尔奈。钹则比唢呐来得早一点，是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钹既然原本就是西域的东西，那西方的妖怪自然也能把孙悟空装在里面了。
琵琶也是从西域传入的，起先叫“批把”不知是音译，还是因为它弹奏起来噼噼啪啪的。汉代刘熙的释名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弹奏）也。”他还解释说，琵琶演奏时，手往前推叫批，往后退叫把，所以叫批把。南北朝时，又有曲颈琵琶传入。曲颈琵琶源于乌特，是一种阿拉伯乐器，也流行于土耳其、伊朗、苏丹、摩洛哥、阿拉伯文叫ud。它传入欧洲，就变成了琉特，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则变成了琵琶，隋唐年间盛极一时，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忽雷又分大忽雷、小忽雷）多种，大约也还在马上弹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西域情调是很浓的。
琵琶、五弦、忽雷、火不思，都是西域拨弦乐器，当时统称胡琴。火不思是乌特的一种，突厥语叫qobuz，译名也五花八门，什么和必斯、虎拨思、唬拍词、吴拨四，比较好玩的则有胡不思和浑不似两种。火不思后来变成了拉弦乐器，也就是二胡。二胡是典型的“中外合资”产品。北方的马尾、松香，南方的蛇皮、竹子，中西合璧，北人南相，表现力极强，也就在民乐演奏中唱起了主角。
尽管西域的文化贡献如此之大，中原却并不怎么领情。喜欢胡食、胡服、胡乐、胡舞的当然大有人在，但“胡”这个字眼还是带有贬义。在中原之人看来，北方的胡，南方的越，都有些“非我族类”的味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云“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但意合的时候有，意不合的时候也多。而且往往是一言不合，便刀兵相见，双方之间，心里面便难免有些别扭。
更重要的是，在中原华夏之人看来，胡人（也包括所有的“蛮夷”）不懂礼仪，不讲道理，不守规矩，喜欢“胡来”胡来也就是任意乱来。之所以叫“胡来”就因为胡人喜欢乱来（比如五胡乱华什么的），也叫“胡乱”所以胡来便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便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思乱想则是“像胡人一样思维混乱”此外，胡扯、胡闹、胡言乱语、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意思和来历都差不多。胡，不是和扯、闹相联系，便是和蛮、非相对应，反正没什么好词。至于把神志不清时说的话称为“胡话”（胡人说的话），则鄙夷之情更是跃然纸上。
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但它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没有道理。胡思乱想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答潘文叔，当时叫“胡思乱量”胡说和胡来则分别见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和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南宋与金，那可是中原汉人最仇恨胡人的一个时代。
胡的本义是兽肉（领下垂肉），番的本义则是兽足。番，也是用来指外族和外国的，叫番邦，而且主要指西方诸族、诸国，叫西番。用兽肉、兽足来指称外族、外国，毕竟不太友好，也不文明礼貌，因此胡、番便渐渐为西、洋所替代，比如西点、西服、西医、西学，或洋货、洋装、洋人、洋场。其中当然有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西餐先前就叫番菜；也不是所有的胡、番都能改成西、洋，比如番瓜（南瓜）就不能改叫西瓜。叫西、洋的也不一定就不带贬义，比如西患、洋相。但毕竟西、洋只是说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不像胡、番那样带有主观色彩，要好得多了。这说明民族偏见虽然在所难免，时代和社会也毕竟在进步，语言也不会一成不变的。
三、佛国梵音
从西土来的，不光是葡萄、石榴、唢呐、琵琶、胡豆、胡椒、胡罗卜，还有佛。
佛也是“舶来品”中国本土有鬼，有神，有仙，没有佛。鬼神都是死人，一个普通人死了，就变成鬼；如果死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于国于民有大功劳的人，比如夏禹什么的，就变成神。鬼之与神，不过是灵魂的两种不同待遇，或两种不同存在方式。鬼投胎，神附体；鬼作祟，神降福。至于仙，则是活人，只因为得了道术，或服了丹药，变得长生不老，或者可以肉体飞升，平步青云，也就成了仙。
佛也是活人，释迎牟尼就是活着的时候成佛的。成佛也不是长生不老，或者法力无边，而是有了“觉悟”佛，就是觉悟者。不过不是一般的觉悟，而是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也不光是有觉悟而已，而是能够做到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但不管怎么说，无非也就是觉悟。觉悟这个词，我们现在是用得很多的，却很少有人知道是从佛教中来。
从佛教中来的词很多，比如“五体投地”也是。中国古代只有三跪九叩，没有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即双膝双肘和头着地，是古印度的最高礼节，佛教沿用。又因为行此礼时要用头顶尊者之足，所以也叫“顶礼”至于“膜拜”则是举手加额，长跪而拜，许多宗教中都有此礼。后来，人们便用“顶礼膜拜”表示极度崇拜，用“五体投地”表示极其佩服，也不知道它们是从佛教中来的。
其实早期影响最大的外来语，就要算这佛国梵音了。我们现在常常会说诸如“祝大会圆满成功”一类的话，这“圆满”二字，就是佛教用语，指无所欠缺，十分完美，比如功德圆满。佛教喜欢说“圆”字，比如圆通、圆融、圆觉、圆成、圆寂都是。圆通即无偏缺（圆），无障碍（通）；圆融即圆满通融；圆成即圆满成就；圆觉即圆满的灵觉；圆寂即圆满的寂灭，也叫涅槃（梵文nirvana的音译）。
涅槃不是死。一个和尚或僧人死了，就说他“涅槃”、“圆寂”那是拍马屁的话。真正的涅槃，是指一种非生非死、亦生亦死、超生超死的最高境界。超越了生死，也就超越了时空。什么劫波，什么刹那，也都不在话下。劫波是梵文kalpa的音译，刹那则是梵文ksana的音译。佛教时间概念很强，计算也很精确，长短远近都有具体的说法。其中劫波时间最长，大约四百三十二万年为一劫；刹那时间最短，大约九十刹那为一念。一念之差，也可能万劫不复。一劫不复尚且可怕，何况万劫？要知道，一劫之后，是会有劫火出现的。“世界终尽，劫火洞烧”只留下一片“劫灰”“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有劫灰”这是很恐怖的事。所以“劫”之一词，又引申为灾难。如劫难、劫数、浩劫、劫后余生等。一个人，如果命中注定要遭此灾难，就叫“在劫难逃”相反，若能做到“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则可谓幸甚至哉。
涅槃也不是成佛的目的，成佛的目的是“普度众生”也叫“慈航普渡”慈航就是幸福的航船。佛教管爱护众生给予欢乐叫“慈”怜悯众生拔除苦难叫“悲”因此“慈悲”就是“与乐拔苦”这当然是佛菩萨的任务。只有他们才有此大慈大悲，也只有他们才有此“神通”神通一词，也来自佛教。佛教有“五眼六神通”的说法。五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六神通即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些词我们也都借用，比如肉眼凡胎，慧眼识珠，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等等。此外像因果、因缘、缘起、报应、不二法门，都是佛教名词，现在也都变成人们的口头禅了。
口头禅也和佛教有瓜葛。禅，是梵文dhyana音译“禅那”之略，意谓“静虑”是佛教的一种修持方式，也叫“禅定”（即禅与定的合称），而主张用禅定来概括佛教全部修习的宗派就叫禅宗。禅定讲“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禅宗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都不需要多说话。如果整天喋喋不休，或并无觉悟，只会说些禅语，那就是“口头禅”了。
禅宗主张“见性成佛，道体心传”怎么会整出个“口头禅”来呢？就因为佛教有“觉他”的任务。这就要“启智开悟”也就是启迪智慧，使人觉悟。顺便说一句“智慧”和“觉语”一样，也是佛教名词。汉语中原来也有这两个词，但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意义。觉悟基本上是觉醒、醒悟的意思，不是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智慧则主要是聪慧、智谋的意思，也不是把握诸法真如涅梁成佛的特殊认识。这种特殊认识或最高智慧又叫“般若”般若读如波惹，正如南无（致敬、礼赞、饭依）读如拿摩，都是梵文的音译（般若的梵文是prajna；南无的梵文是namas）；而把智慧和聪明区别开来，则正是佛教的高明之处。
智慧不同于聪明，也不同于知识。聪明多半不大，叫朽小聪明”；智慧一定不小，叫“大智慧”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所以，要启迪他人的智慧，首先自己就得有大智慧，而且，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就得“破执”执，就是执著，也就是不开窍，认死理，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做“执迷不悟”执迷不悟也是禅宗用语，现在也变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禅宗大师们要破执、启智、开悟，弘法时就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本宣科，得说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的话才行，比如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啦，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都是。这些惊人妙语即便不能真正使人觉悟，至少也让人觉得新鲜好玩，大家也都会跟着学。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四、老母鸡变鸭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汉唐时期几乎有一千年之久，其间所谓“汉唐盛世”更是中国历史上很值得夸耀的辉煌时代。汉武帝好大喜功。在他手上，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唐太宗雄才大略。他采纳魏微“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果然弄得九州臣服，八方来朝。什么突厥啦，吐蕃啦，高丽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亚美尼亚、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半岛的大食，都一拨一拨地把使者和留学生派到中国来，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文化。于是大唐帝国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作“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结果大家记得住的，便不是汉，就是唐。比如日语中当用汉字的语音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系统。京都的京读作きょう，是吴音；京师的京读作けい，是汉音；南京的京读作きん，是唐音。日本人渡海而来，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学去的当然是吴音。汉音和唐音就有点名不副实了。所谓汉音，其实是模仿唐代中原语音的，但那时唐的名气还不如汉大，于是便被称作汉音。后来，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结果模仿宋元明清语音的又被称为唐音。尽管北宋当局一再要求各国改称中国为宋，却可惜收效甚微。这也怪不得人家，汉与唐，实在是“先前阔得多了”
语言学家萨不尔（sapir）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日本人要学中国话，中国人也要从外国人那里借语言。事实上当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关系时，影响从来就很少是单方面的。就算是打架吧，也会你一拳，我一脚，你在我身上划道口子，我在你身上留个伤疤。汉开拓，唐开放，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联系自然频繁。张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之类的东西也会跟着“搭便车”至少是，西域既通，现成的词汇就不敷使用；佛经既得，外文的翻译就成了问题，因此汉唐两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词汇入民族公用语库，华夏民族语言大大丰富的时代。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叫。最便当的办法，自然是人家怎么叫咱们也怎么叫，这就是音译。但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便只好找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来对付。这种办法，近现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苏打（soda）、沙龙（salon）、逻辑（logic）。苜蓿和葡萄也是。苜蓿和葡萄都来自大宛语，在伊朗语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读起来差不多。
我们老祖宗做事，是相当认真的。虽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比如葡萄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酌... -->>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做“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
一、洋芋与土豆
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小麦。
麦在上古汉语中叫“来”诗经中就有称麦为“来”的。方言学家潘家懿说直到现在山西临汾人还把麦子熟了叫“来了”大米则是水稻。“稻”与“到”同音，没准也有“到”的意思。苟如此，则“稻麦”便是“到来”了。
稻麦为什么是到来呢？
大约原本没有，后来才“到”才“来”
小麦可能是从羌族人那里传入华夏的，水稻则可能是从印度经由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自华南一路北上。不过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谷，则好像又证明咱们老早就种稻子了。其实“来”的本义就是小麦，说文谓“周所受瑞麦”其中大麦叫牟，小麦叫来，字形也是“像芒束之形”其义则是“天所来也”以后才转借为往来的来。所以，小麦是不是从人家那里嫁过来的，还说不清。
同样，稻也不一定是“到”的谐音，也可能是“捣”的谐音。稻谷成熟后，要放到臼里面捣，才能变成米，也才能吃。稻的字形，便是捣米之状，林义光先生的文源中说过的。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出广西西南和云南南部也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看来这稻子是家生的，还是进口的，也很难弄明白。不过麦（麥）字从来，稻字从禾，倒是事实。甲骨文中既有麦字，也有稻字，也是事实。而且，它们也都被叫做“谷”（穀）。麦叫“芒谷”（有芒之谷），稻则叫“嘉谷”（也叫禾）。当然，后来大家不这么混着叫了，叫“谷子”的都是“米”—在北方是指小米，在南方则指稻米。
如果说稻麦还有点“来历不明”那么，玉蜀黍可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它原产南美洲，来到中国也很不容易。玉蜀黍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先由葡萄牙人带到爪哇，再从爪哇辗转而来；另一条则是阿拉伯人从麦加、中亚输入。所以，它在各地方言中的别名也五花八门。有叫玉麦（南宁）的，有叫黍麦（温州）的，有叫红须麦（巍山）的，还有叫番大麦（厦门）的，最早的官方称谓则是“御麦”可见玉蜀黍刚进入中国时，被看作是一种“麦”其实它和大麦、小麦、黑麦、燕麦，无论外形还是味道，都相去甚远，怎么会是“麦”？大约就因为“麦”有“来”的意思。外来的，也就是“麦”又因为来得稀罕，来之不易，便叫“御麦”御和玉同音，玉蜀黍也更像是米而不是麦，因此便改叫“玉米”（玉一样晶莹的米）。既然是米，当然也是谷，所以又叫“包谷”（叶子包着的谷）。又因为这“包谷”是棒糙状，故而也叫“包谷棒子”或干脆简称“棒子”
从国外引进的东西还很不少，比如胡麻、胡菜、胡桃、胡豆、胡萝卜等等都是。胡麻就是芝麻，胡菜就是油菜，胡桃就是核桃，胡豆则有两种，豌豆和蚕豆。豌豆原产中亚和西亚，蚕豆最早则为希伯来人所种值，它们当然都是“胡豆”此外还有胡椒、辣椒，也是外来的。这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胡椒还好说，它来自摩伽陀国（属印度），当然是“胡椒”如果辣椒也不是“国货”那我们湖南、四川的“辣妹子”岂不都成了“外来妹”？然而辣椒确实原产南美洲热带地方，据德康道尔的农艺植物考源考证，直到十七世纪才传入中国。那时明朝已近灭亡，清人都快入关了，这可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等嗜辣之人吃了一辈子辣椒，原以为自己是爱国主义者，谁知道吃的竟是外国佐料。
其实土生土长的椒只有一种，即花椒。何况辣椒虽然不姓“胡”看不出是从国外进口的，方言中还是留下了飘洋过海的蛛丝马迹。比如温州、厦门便管辣椒叫“番姜”福建许多地方（如建阳、建瓯、崇安、光泽）则管辣椒叫“番椒”中药药典上也叫“番椒”大约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国人的辛辣佐料主要是生姜和花椒，这才把辣椒称为“外国生姜”（番姜）和“外国花椒”（番椒）。之所以不冠以“胡”则是因为已另有“胡椒”但生姜之味主要是辛，花椒之味主要是麻，辣椒之味才真正是辣，这才因味得名，叫做辣椒。
辣椒被叫做番椒或番姜（四川人则称之为海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大凡从国外引进的植物，往往会被冠以胡、番、西、洋等字眼，以示其来历，比如西红柿也叫番茄，还叫洋柿子。又比如番薯，番薯学名甘薯，也叫白薯、红薯、红苔、山芋、地瓜，南昌、广州、阳江、梅县、潮州、厦门、福州、温州都叫番薯。它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由西班牙人从南美洲带到菲律宾的。明代万历年间，福建遭受台风，总督金学派人到菲律宾寻找可以救灾的农作物，甘薯便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所以甘薯又叫金薯，也就是为了纪念金学的功劳。不过要想什么事都能做到饮水思源，是不容易的。极易生长的甘薯在全国推广后，便不再叫金薯或番薯，反而变成了“地瓜”
番薯变成了地瓜，洋芋则变成了土豆。洋芋就是马铃薯，也是原产南美洲，传入中国比甘薯还晚，所以叫洋番薯（温州）、番仔番薯（厦门），也有叫荷兰薯（广州、潮州、梅县）的，更普遍的叫法则是洋芋。洋芋也就是洋山芋，和洋番薯是一个意思。反正先入为主，后来为客。甘薯先来，便是“土”；马铃薯后到，便是“洋”等到“洋芋”也变成了“土豆”则已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了。
二、胡番与西洋
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胡，大约是用得最早的。它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即“胡人”所以，但凡叫做“胡什么”的，多半来自所谓“西域”西域的概念，近一点的，在天山以南，昆仑以北，玉门以西，葱岭以东（葱岭即帕米尔高原）。远一点，则可到克什米尔和伊朗了。
中国和西域交通很早。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便通了西域，以后又有丝绸之路，中亚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除了胡麻、胡葱、胡桃、胡豆、胡椒、胡萝卜，还有胡食（抓饭）、胡饼（烧饼）、胡茄、胡琴、胡笙模（也是一种乐器）。还有一些东西，虽然并不叫胡什么，也是从西域来的，比如苜蓿、葡萄、石榴、琥珀、狮子。据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云，它们很可能是当时外来语的音译。比如苜蓿和葡萄源自古大宛语，琥珀源自突厥语，狮子源自伊兰语，或波斯语，或粟特语。石榴原本叫安石榴。安石，很可能是安息（在今伊朗），也可能是安息帕提亚王朝名arshak的谐音。
石榴现在已经是“国货”了，也不再叫安石榴。就像罗汉不再叫阿罗汉一样，也是省掉了头一个字。它还被老百姓用来作为多子多福的象征。中国民间用来祝愿多子多福的东西很多，鱼（年年有余）啦，莲子（连连得子）啦，枣和栗子（早早立子）啦。石榴既然“房中多子”自然也不妨“洋为中用”了。
还有一个“洋芋变土豆”的例子是唢呐。唢呐这玩艺，在一般人心目中要算土得掉渣的乐器，地地道道的“国乐”或“民乐”却原来也和胡琴一样，是从西域来的。唢呐原本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金元时传入中国，其名则源自波斯语surna，所以又叫琐奈、苏尔奈。钹则比唢呐来得早一点，是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钹既然原本就是西域的东西，那西方的妖怪自然也能把孙悟空装在里面了。
琵琶也是从西域传入的，起先叫“批把”不知是音译，还是因为它弹奏起来噼噼啪啪的。汉代刘熙的释名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弹奏）也。”他还解释说，琵琶演奏时，手往前推叫批，往后退叫把，所以叫批把。南北朝时，又有曲颈琵琶传入。曲颈琵琶源于乌特，是一种阿拉伯乐器，也流行于土耳其、伊朗、苏丹、摩洛哥、阿拉伯文叫ud。它传入欧洲，就变成了琉特，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则变成了琵琶，隋唐年间盛极一时，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忽雷又分大忽雷、小忽雷）多种，大约也还在马上弹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西域情调是很浓的。
琵琶、五弦、忽雷、火不思，都是西域拨弦乐器，当时统称胡琴。火不思是乌特的一种，突厥语叫qobuz，译名也五花八门，什么和必斯、虎拨思、唬拍词、吴拨四，比较好玩的则有胡不思和浑不似两种。火不思后来变成了拉弦乐器，也就是二胡。二胡是典型的“中外合资”产品。北方的马尾、松香，南方的蛇皮、竹子，中西合璧，北人南相，表现力极强，也就在民乐演奏中唱起了主角。
尽管西域的文化贡献如此之大，中原却并不怎么领情。喜欢胡食、胡服、胡乐、胡舞的当然大有人在，但“胡”这个字眼还是带有贬义。在中原之人看来，北方的胡，南方的越，都有些“非我族类”的味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云“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但意合的时候有，意不合的时候也多。而且往往是一言不合，便刀兵相见，双方之间，心里面便难免有些别扭。
更重要的是，在中原华夏之人看来，胡人（也包括所有的“蛮夷”）不懂礼仪，不讲道理，不守规矩，喜欢“胡来”胡来也就是任意乱来。之所以叫“胡来”就因为胡人喜欢乱来（比如五胡乱华什么的），也叫“胡乱”所以胡来便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便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思乱想则是“像胡人一样思维混乱”此外，胡扯、胡闹、胡言乱语、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意思和来历都差不多。胡，不是和扯、闹相联系，便是和蛮、非相对应，反正没什么好词。至于把神志不清时说的话称为“胡话”（胡人说的话），则鄙夷之情更是跃然纸上。
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但它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没有道理。胡思乱想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答潘文叔，当时叫“胡思乱量”胡说和胡来则分别见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和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南宋与金，那可是中原汉人最仇恨胡人的一个时代。
胡的本义是兽肉（领下垂肉），番的本义则是兽足。番，也是用来指外族和外国的，叫番邦，而且主要指西方诸族、诸国，叫西番。用兽肉、兽足来指称外族、外国，毕竟不太友好，也不文明礼貌，因此胡、番便渐渐为西、洋所替代，比如西点、西服、西医、西学，或洋货、洋装、洋人、洋场。其中当然有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西餐先前就叫番菜；也不是所有的胡、番都能改成西、洋，比如番瓜（南瓜）就不能改叫西瓜。叫西、洋的也不一定就不带贬义，比如西患、洋相。但毕竟西、洋只是说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不像胡、番那样带有主观色彩，要好得多了。这说明民族偏见虽然在所难免，时代和社会也毕竟在进步，语言也不会一成不变的。
三、佛国梵音
从西土来的，不光是葡萄、石榴、唢呐、琵琶、胡豆、胡椒、胡罗卜，还有佛。
佛也是“舶来品”中国本土有鬼，有神，有仙，没有佛。鬼神都是死人，一个普通人死了，就变成鬼；如果死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于国于民有大功劳的人，比如夏禹什么的，就变成神。鬼之与神，不过是灵魂的两种不同待遇，或两种不同存在方式。鬼投胎，神附体；鬼作祟，神降福。至于仙，则是活人，只因为得了道术，或服了丹药，变得长生不老，或者可以肉体飞升，平步青云，也就成了仙。
佛也是活人，释迎牟尼就是活着的时候成佛的。成佛也不是长生不老，或者法力无边，而是有了“觉悟”佛，就是觉悟者。不过不是一般的觉悟，而是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也不光是有觉悟而已，而是能够做到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但不管怎么说，无非也就是觉悟。觉悟这个词，我们现在是用得很多的，却很少有人知道是从佛教中来。
从佛教中来的词很多，比如“五体投地”也是。中国古代只有三跪九叩，没有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即双膝双肘和头着地，是古印度的最高礼节，佛教沿用。又因为行此礼时要用头顶尊者之足，所以也叫“顶礼”至于“膜拜”则是举手加额，长跪而拜，许多宗教中都有此礼。后来，人们便用“顶礼膜拜”表示极度崇拜，用“五体投地”表示极其佩服，也不知道它们是从佛教中来的。
其实早期影响最大的外来语，就要算这佛国梵音了。我们现在常常会说诸如“祝大会圆满成功”一类的话，这“圆满”二字，就是佛教用语，指无所欠缺，十分完美，比如功德圆满。佛教喜欢说“圆”字，比如圆通、圆融、圆觉、圆成、圆寂都是。圆通即无偏缺（圆），无障碍（通）；圆融即圆满通融；圆成即圆满成就；圆觉即圆满的灵觉；圆寂即圆满的寂灭，也叫涅槃（梵文nirvana的音译）。
涅槃不是死。一个和尚或僧人死了，就说他“涅槃”、“圆寂”那是拍马屁的话。真正的涅槃，是指一种非生非死、亦生亦死、超生超死的最高境界。超越了生死，也就超越了时空。什么劫波，什么刹那，也都不在话下。劫波是梵文kalpa的音译，刹那则是梵文ksana的音译。佛教时间概念很强，计算也很精确，长短远近都有具体的说法。其中劫波时间最长，大约四百三十二万年为一劫；刹那时间最短，大约九十刹那为一念。一念之差，也可能万劫不复。一劫不复尚且可怕，何况万劫？要知道，一劫之后，是会有劫火出现的。“世界终尽，劫火洞烧”只留下一片“劫灰”“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有劫灰”这是很恐怖的事。所以“劫”之一词，又引申为灾难。如劫难、劫数、浩劫、劫后余生等。一个人，如果命中注定要遭此灾难，就叫“在劫难逃”相反，若能做到“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则可谓幸甚至哉。
涅槃也不是成佛的目的，成佛的目的是“普度众生”也叫“慈航普渡”慈航就是幸福的航船。佛教管爱护众生给予欢乐叫“慈”怜悯众生拔除苦难叫“悲”因此“慈悲”就是“与乐拔苦”这当然是佛菩萨的任务。只有他们才有此大慈大悲，也只有他们才有此“神通”神通一词，也来自佛教。佛教有“五眼六神通”的说法。五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六神通即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些词我们也都借用，比如肉眼凡胎，慧眼识珠，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等等。此外像因果、因缘、缘起、报应、不二法门，都是佛教名词，现在也都变成人们的口头禅了。
口头禅也和佛教有瓜葛。禅，是梵文dhyana音译“禅那”之略，意谓“静虑”是佛教的一种修持方式，也叫“禅定”（即禅与定的合称），而主张用禅定来概括佛教全部修习的宗派就叫禅宗。禅定讲“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禅宗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都不需要多说话。如果整天喋喋不休，或并无觉悟，只会说些禅语，那就是“口头禅”了。
禅宗主张“见性成佛，道体心传”怎么会整出个“口头禅”来呢？就因为佛教有“觉他”的任务。这就要“启智开悟”也就是启迪智慧，使人觉悟。顺便说一句“智慧”和“觉语”一样，也是佛教名词。汉语中原来也有这两个词，但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意义。觉悟基本上是觉醒、醒悟的意思，不是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智慧则主要是聪慧、智谋的意思，也不是把握诸法真如涅梁成佛的特殊认识。这种特殊认识或最高智慧又叫“般若”般若读如波惹，正如南无（致敬、礼赞、饭依）读如拿摩，都是梵文的音译（般若的梵文是prajna；南无的梵文是namas）；而把智慧和聪明区别开来，则正是佛教的高明之处。
智慧不同于聪明，也不同于知识。聪明多半不大，叫朽小聪明”；智慧一定不小，叫“大智慧”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所以，要启迪他人的智慧，首先自己就得有大智慧，而且，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就得“破执”执，就是执著，也就是不开窍，认死理，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做“执迷不悟”执迷不悟也是禅宗用语，现在也变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禅宗大师们要破执、启智、开悟，弘法时就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本宣科，得说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的话才行，比如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啦，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都是。这些惊人妙语即便不能真正使人觉悟，至少也让人觉得新鲜好玩，大家也都会跟着学。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四、老母鸡变鸭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汉唐时期几乎有一千年之久，其间所谓“汉唐盛世”更是中国历史上很值得夸耀的辉煌时代。汉武帝好大喜功。在他手上，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唐太宗雄才大略。他采纳魏微“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果然弄得九州臣服，八方来朝。什么突厥啦，吐蕃啦，高丽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亚美尼亚、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半岛的大食，都一拨一拨地把使者和留学生派到中国来，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文化。于是大唐帝国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作“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结果大家记得住的，便不是汉，就是唐。比如日语中当用汉字的语音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系统。京都的京读作きょう，是吴音；京师的京读作けい，是汉音；南京的京读作きん，是唐音。日本人渡海而来，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学去的当然是吴音。汉音和唐音就有点名不副实了。所谓汉音，其实是模仿唐代中原语音的，但那时唐的名气还不如汉大，于是便被称作汉音。后来，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结果模仿宋元明清语音的又被称为唐音。尽管北宋当局一再要求各国改称中国为宋，却可惜收效甚微。这也怪不得人家，汉与唐，实在是“先前阔得多了”
语言学家萨不尔（sapir）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日本人要学中国话，中国人也要从外国人那里借语言。事实上当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关系时，影响从来就很少是单方面的。就算是打架吧，也会你一拳，我一脚，你在我身上划道口子，我在你身上留个伤疤。汉开拓，唐开放，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联系自然频繁。张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之类的东西也会跟着“搭便车”至少是，西域既通，现成的词汇就不敷使用；佛经既得，外文的翻译就成了问题，因此汉唐两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词汇入民族公用语库，华夏民族语言大大丰富的时代。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叫。最便当的办法，自然是人家怎么叫咱们也怎么叫，这就是音译。但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便只好找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来对付。这种办法，近现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苏打（soda）、沙龙（salon）、逻辑（logic）。苜蓿和葡萄也是。苜蓿和葡萄都来自大宛语，在伊朗语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读起来差不多。
我们老祖宗做事，是相当认真的。虽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比如葡萄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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