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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原是文明的境,但是不可成定為境,如紅樓夢裏黛玉寶釵等談六祖壇經,說的“無立足境,方是乾淨。”
中國文明的人世是現實的,而且有一種求仙思想,如秦始皇漢武帝與李白的,是人世的自己否定,可比年青人並不以自己的青春為得意。是要這樣纔好。而日本人于天皇的御宇與佛教的極樂世界則想要安住,如佛教的住于涅槃。日本人的情思與美術,便是深溺于此人世之境。日本民族是美術的,中國民族則不是,中國民族比日本民族有美術的發想,但是不耽溺于美術。
中國文明的人世的現實性,多有政治與產業制度的發想。是多有作為的,無為之為。日本人卻只信御字是無為的。文人如保田與重郎即以為天皇可以不必親政事,最好是長于宮女之手的幼帝,以詩歌與管弦為王朝之美。作家如海音寺潮五郎等,亦多是以為天皇以不親政為宜。如保田甚至對明治天皇的維新大業亦不以為好。
但這使我想起西藏喇嘛教亦有其悠悠的極樂世界,而安住于此,但是無為,所以只要奉幼兒為喇嘛。日本許多尊奉神道與天皇的人,卻連天皇親政這個道理亦不去想想。
日本文明的人世,亦稱天皇的御宇,是神道高天原與佛教極樂世界的混合。日本民族的傳說裏尚有早先遷來的古老記憶,在原住地的彼土有“常世”亦稱“妣之國”與中國傳說的西王母瑤池相似。我喜歡這說的常世,使人緬想。但中國文明的人世稱為禮樂之治,是學問化了的,禮樂是人世自身的言語,是知性的,行動的,而日本的則是情的,所以美術化。日本的人世未能有它自己知性的言語,所以于思想理論不親切,其歷史上每有大的行動亦多是情緒的,少是知性的。
日本人的于思想理論不親切,見于頭山滿犬養毅等對于孫文先生。他們同情孫先生革命,幫助籌軍資,運武器,可是對于孫先生如何創建中國自己的政治的與產業的新制度的發想,則不感興趣。對于孫先生的三民主義與建國大綱,他們連不提及。現在也有日本友人同情我是個志士,也肯熱心相助,但是我所提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以及政治的與產業的制度新案,他們多是不在心上。像岡潔與湯川秀樹講要做思想運動,到得制度的問題就不去觸及。
日本人除了美術優異,還有是科學技術也在世界上稱優異,因為他們做科學技術亦是以情操,有如做手工業品。
而因此日本的文學不及中國的,雖然日本文學遠比中國的更美,日本的人世不及中國的有創造性,日本文學是人世的風景不足,而以藝術的境來代替。日本的人世是成了藝術的境。但是藝術也要不宜境纔好。
五
一個民族的程度,是看它是怎麼的對待自然界。中國人于自然界親,對之是知;日本人亦于自然界親,對之是情;西洋人于自然界不親,對之是慾,講征服掠奪。
中國人知的是大自然,大自然是物質的自然界連同在其背后的,未有物質的究極的自然。對物質的自然界講情,對大自然卻要講知。而對物質的自然界講攻打掠奪的西洋人,則終要被大自然所除滅。
文學的程度,也是看它怎樣的對待自然界。這裏西洋文學是完全落第。小時喜愛希臘神話,那其實並不好。
小時喜愛的東西有的不可算數,但那喜愛的自身是好的就是了。我而且其后還佩服了荷馬史詩好多年,自歎中國文學史上沒有這個。在文章裏寫出對荷馬史詩不佩服的只有保田與重郎。我是后來雖佩服而已漸漸失去了喜愛,但要到了現在我纔能說明那原因,取消了對它的佩服了。一句話,荷馬史詩是怪力亂神。
特羅伊的戰爭,有郊野的戰地篝火,有城皆市街,有許多人群,奧地賽出征回來路上,有海有島,有風浪,只覺是像油畫的光影濃重,有光也只是篝火的光。沒有太陽也沒有月亮,沒有張愛玲說的日月山川。
我每想馬其頓的青年亞歷山大在軍隊的前頭騎馬入雅典,他平埃及,滅波斯,東征印度,是古代西方世界一大英雄事業,然而何以沒有一篇偉大的文章來寫他。原因就在于沒有能把英雄事業與大自然的無限風景結合在一起。美國電影有亞歷山大的片子,也是沒有日月山川的,成吉思汗也沒有一篇偉大的文學。近代是兩次世界大戰留下的只是事件的報告與追記。
海音寺潮五郎寫歷史小說,受文化功勞賞,我贈以詩:
人事歷然天道疑英雄無賴有真姿
女子關係天下計漁樵閑話是史思
沒有漁樵閑話裏的天道人事,是不能寫大文學的。
希臘的東西是數學與物理學好,還有是神殿建築與神像雕刻好。其神話與文學則不好。后世西洋是連建築與雕刻都變惡了,因為多了個巫魘與力,而把巫魘與力除去了,又只有功利主義。后世西洋的文學也一直沒有好過,像他們的唱歌,都是肉聲。
買了“星座與神話”的圖本來看,希臘的那些神話真是把星星都事件化,俗物化了,還不及中國的講牽牛織女,斗與芭箕,有天上人間的親切,又如說紫微星是帝星,有文星與客星,太白星是主兵氣,與熒惑星化為緋衣小兒在暑夜與眾小兒唱童謠,預兆天下將大亂的話,雖然也是與希臘的星座神話一般的不合科學,但是中國的說著了天道消息。中國的是詩,借星座為興,與科學可以兩不相妨,卻遠比科學更直接說著了大自然。
六
唱平劇最嫌肉聲,可比幾何學不能以實物的點線。文學的句法也必要是法姿。如今流行以白話文譯經書與子集,這是對文學的沒有神經。文學以字面來表達意思,同時那字面亦是意思。經書與子集裏的意思,我們今日可以白話文來寫,這寫時就是一個創造,但是不可譯。能知字面亦是意思,即寫小說亦可以是寫的理論,寫哲學亦可以是文學。
自宋儒起,理論的文章遂壞。但元曲明清小說的文章尚灑然,及至民國,出來了新聞體的文字,講義式的文字,與文藝腔的文字,連到小說戲劇與散文的文章亦壞了。
真的音樂家與數學家有一種高貴,因其可通于天。淫曲狂舞的音樂不算,單為計算的數學不算。文學是貴人之事。中國是平民亦是貴人,而有此自覺者是士。新聞體的與講義式的與文藝腔的不貴。
中國向來講文章書畫,技巧是匠氣,藝術味是習氣,都是不好的。譬如書法,是要工力深極,而可以技巧亦皆成法姿,這纔不是匠氣的了。藝術云云,是譬如日本的神社極美,而當初建築者與今日來參拜者,皆惟如敬虔與喜氣,有一種天地之初的感覺,想要興起,而若當它是藝術品,就會沉緬落于執著了。文學如宋詩與王安石的文章就是最自覺的脫了匠氣與藝氣。
文學是貴人之事,這句話牽涉到大眾化的問題。陶工岡野法世與我說:“只做觀賞用的陶器,會漸漸的窄小,貧薄,至于怪癖,我自己感覺到要多做日常實用的陶器。”他近來燒的幾窯都成功,很高興。我去看時,也有碟,他說碟還是以前有一回燒的好。取出家常在用的一隻來比,說像這隻碟緣的線纔是有意思。人世是可以日用的東西一一是個意思的存在,所以都是貴氣的,所以可以平民亦是貴人。文學亦是像這樣的,但不是大眾化就能。在于西洋,文學只有一部新舊約聖經最好,但那是希伯萊人的。聖經的文學不是為大眾的,亦不是為神父與牧師的。
中國向來說道比術貴,官比吏貴,現在來說是政務官比事務官的地位高,但是禮樂之世,即技術與事務亦可以是法姿,惟行而不知,要知之者纔是更貴,文章就可以有這樣的知。不但比陶器,也比音樂與數學更有這個知。數學出自無理數,文章就可以有這樣的知。不但比陶器,也比音樂與數學更有這個知。數學出自無理數,而以數學的方法不可能求證之,故不能絕對精密。音樂可以做到絕對的音階與舞姿,但是音樂自身不能說明其故。惟文章的造形亦可到音樂所能到的絕對境界,而且能說明其故。因為文章是言,新約有一句、“太初有言,言與上帝同在。”人世文明的總蒂與遍在是禮樂,而文章是其言,所以稱為禮樂文章。文章不止是一家之言,而是眾家之言,它代音樂圖畫雕刻建築等立言。文章是代天立言,代一個世立言。所以有三樣東西最貴氣:自然貴,禮樂貴,文章貴。文章是覺之言。
世原是文明的境,但是不可成定為境,如紅樓夢裏黛玉寶釵等談六祖壇經,說的“無立足境,方是乾淨。”
中國文明的人世是現實的,而且有一種求仙思想,如秦始皇漢武帝與李白的,是人世的自己否定,可比年青人並不以自己的青春為得意。是要這樣纔好。而日本人于天皇的御宇與佛教的極樂世界則想要安住,如佛教的住于涅槃。日本人的情思與美術,便是深溺于此人世之境。日本民族是美術的,中國民族則不是,中國民族比日本民族有美術的發想,但是不耽溺于美術。
中國文明的人世的現實性,多有政治與產業制度的發想。是多有作為的,無為之為。日本人卻只信御字是無為的。文人如保田與重郎即以為天皇可以不必親政事,最好是長于宮女之手的幼帝,以詩歌與管弦為王朝之美。作家如海音寺潮五郎等,亦多是以為天皇以不親政為宜。如保田甚至對明治天皇的維新大業亦不以為好。
但這使我想起西藏喇嘛教亦有其悠悠的極樂世界,而安住于此,但是無為,所以只要奉幼兒為喇嘛。日本許多尊奉神道與天皇的人,卻連天皇親政這個道理亦不去想想。
日本文明的人世,亦稱天皇的御宇,是神道高天原與佛教極樂世界的混合。日本民族的傳說裏尚有早先遷來的古老記憶,在原住地的彼土有“常世”亦稱“妣之國”與中國傳說的西王母瑤池相似。我喜歡這說的常世,使人緬想。但中國文明的人世稱為禮樂之治,是學問化了的,禮樂是人世自身的言語,是知性的,行動的,而日本的則是情的,所以美術化。日本的人世未能有它自己知性的言語,所以于思想理論不親切,其歷史上每有大的行動亦多是情緒的,少是知性的。
日本人的于思想理論不親切,見于頭山滿犬養毅等對于孫文先生。他們同情孫先生革命,幫助籌軍資,運武器,可是對于孫先生如何創建中國自己的政治的與產業的新制度的發想,則不感興趣。對于孫先生的三民主義與建國大綱,他們連不提及。現在也有日本友人同情我是個志士,也肯熱心相助,但是我所提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以及政治的與產業的制度新案,他們多是不在心上。像岡潔與湯川秀樹講要做思想運動,到得制度的問題就不去觸及。
日本人除了美術優異,還有是科學技術也在世界上稱優異,因為他們做科學技術亦是以情操,有如做手工業品。
而因此日本的文學不及中國的,雖然日本文學遠比中國的更美,日本的人世不及中國的有創造性,日本文學是人世的風景不足,而以藝術的境來代替。日本的人世是成了藝術的境。但是藝術也要不宜境纔好。
五
一個民族的程度,是看它是怎麼的對待自然界。中國人于自然界親,對之是知;日本人亦于自然界親,對之是情;西洋人于自然界不親,對之是慾,講征服掠奪。
中國人知的是大自然,大自然是物質的自然界連同在其背后的,未有物質的究極的自然。對物質的自然界講情,對大自然卻要講知。而對物質的自然界講攻打掠奪的西洋人,則終要被大自然所除滅。
文學的程度,也是看它怎樣的對待自然界。這裏西洋文學是完全落第。小時喜愛希臘神話,那其實並不好。
小時喜愛的東西有的不可算數,但那喜愛的自身是好的就是了。我而且其后還佩服了荷馬史詩好多年,自歎中國文學史上沒有這個。在文章裏寫出對荷馬史詩不佩服的只有保田與重郎。我是后來雖佩服而已漸漸失去了喜愛,但要到了現在我纔能說明那原因,取消了對它的佩服了。一句話,荷馬史詩是怪力亂神。
特羅伊的戰爭,有郊野的戰地篝火,有城皆市街,有許多人群,奧地賽出征回來路上,有海有島,有風浪,只覺是像油畫的光影濃重,有光也只是篝火的光。沒有太陽也沒有月亮,沒有張愛玲說的日月山川。
我每想馬其頓的青年亞歷山大在軍隊的前頭騎馬入雅典,他平埃及,滅波斯,東征印度,是古代西方世界一大英雄事業,然而何以沒有一篇偉大的文章來寫他。原因就在于沒有能把英雄事業與大自然的無限風景結合在一起。美國電影有亞歷山大的片子,也是沒有日月山川的,成吉思汗也沒有一篇偉大的文學。近代是兩次世界大戰留下的只是事件的報告與追記。
海音寺潮五郎寫歷史小說,受文化功勞賞,我贈以詩:
人事歷然天道疑英雄無賴有真姿
女子關係天下計漁樵閑話是史思
沒有漁樵閑話裏的天道人事,是不能寫大文學的。
希臘的東西是數學與物理學好,還有是神殿建築與神像雕刻好。其神話與文學則不好。后世西洋是連建築與雕刻都變惡了,因為多了個巫魘與力,而把巫魘與力除去了,又只有功利主義。后世西洋的文學也一直沒有好過,像他們的唱歌,都是肉聲。
買了“星座與神話”的圖本來看,希臘的那些神話真是把星星都事件化,俗物化了,還不及中國的講牽牛織女,斗與芭箕,有天上人間的親切,又如說紫微星是帝星,有文星與客星,太白星是主兵氣,與熒惑星化為緋衣小兒在暑夜與眾小兒唱童謠,預兆天下將大亂的話,雖然也是與希臘的星座神話一般的不合科學,但是中國的說著了天道消息。中國的是詩,借星座為興,與科學可以兩不相妨,卻遠比科學更直接說著了大自然。
六
唱平劇最嫌肉聲,可比幾何學不能以實物的點線。文學的句法也必要是法姿。如今流行以白話文譯經書與子集,這是對文學的沒有神經。文學以字面來表達意思,同時那字面亦是意思。經書與子集裏的意思,我們今日可以白話文來寫,這寫時就是一個創造,但是不可譯。能知字面亦是意思,即寫小說亦可以是寫的理論,寫哲學亦可以是文學。
自宋儒起,理論的文章遂壞。但元曲明清小說的文章尚灑然,及至民國,出來了新聞體的文字,講義式的文字,與文藝腔的文字,連到小說戲劇與散文的文章亦壞了。
真的音樂家與數學家有一種高貴,因其可通于天。淫曲狂舞的音樂不算,單為計算的數學不算。文學是貴人之事。中國是平民亦是貴人,而有此自覺者是士。新聞體的與講義式的與文藝腔的不貴。
中國向來講文章書畫,技巧是匠氣,藝術味是習氣,都是不好的。譬如書法,是要工力深極,而可以技巧亦皆成法姿,這纔不是匠氣的了。藝術云云,是譬如日本的神社極美,而當初建築者與今日來參拜者,皆惟如敬虔與喜氣,有一種天地之初的感覺,想要興起,而若當它是藝術品,就會沉緬落于執著了。文學如宋詩與王安石的文章就是最自覺的脫了匠氣與藝氣。
文學是貴人之事,這句話牽涉到大眾化的問題。陶工岡野法世與我說:“只做觀賞用的陶器,會漸漸的窄小,貧薄,至于怪癖,我自己感覺到要多做日常實用的陶器。”他近來燒的幾窯都成功,很高興。我去看時,也有碟,他說碟還是以前有一回燒的好。取出家常在用的一隻來比,說像這隻碟緣的線纔是有意思。人世是可以日用的東西一一是個意思的存在,所以都是貴氣的,所以可以平民亦是貴人。文學亦是像這樣的,但不是大眾化就能。在于西洋,文學只有一部新舊約聖經最好,但那是希伯萊人的。聖經的文學不是為大眾的,亦不是為神父與牧師的。
中國向來說道比術貴,官比吏貴,現在來說是政務官比事務官的地位高,但是禮樂之世,即技術與事務亦可以是法姿,惟行而不知,要知之者纔是更貴,文章就可以有這樣的知。不但比陶器,也比音樂與數學更有這個知。數學出自無理數,文章就可以有這樣的知。不但比陶器,也比音樂與數學更有這個知。數學出自無理數,而以數學的方法不可能求證之,故不能絕對精密。音樂可以做到絕對的音階與舞姿,但是音樂自身不能說明其故。惟文章的造形亦可到音樂所能到的絕對境界,而且能說明其故。因為文章是言,新約有一句、“太初有言,言與上帝同在。”人世文明的總蒂與遍在是禮樂,而文章是其言,所以稱為禮樂文章。文章不止是一家之言,而是眾家之言,它代音樂圖畫雕刻建築等立言。文章是代天立言,代一個世立言。所以有三樣東西最貴氣:自然貴,禮樂貴,文章貴。文章是覺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