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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除这篇小说里，作者白先勇用的仍是冷静的客观叙述法。采取全能观点，以第三人称写成。整篇小说，主要建立在人物的对话上：故事背景由对话供应，情节发展藉对话推进，而最令人惊叹的，是人物的性格，经由对话的内容与口气活生生表现出来。在岁除里，白先勇确实以实实在在，自然无比，却又多彩多姿的对话，创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可闻可见，十分令人怜悯令人难忘的角色——赖鸣升。
情节推展所囊括的时间，不过数小时；从头至尾，写只是除夕夜赖鸣升在刘营长夫妇家吃的那顿“团圆饭”但因为喝酒吃饭时“话旧”我们得知赖鸣升一生的故事。赖鸣升当了一辈子兵。因年老，已退役一年，现是荣民医院厨房里的买办，即军队里所谓的“伙夫头”他与民国同岁，少年时期“就挑着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去了”；他的生命巅峰，是抗日战争时在四川当连长的那段日子，而其后参加“台儿庄之役”死里逃生的经验，是他记忆里最光荣、最神圣的一件生活记录。对于这段壮年时期的回忆，变成了今日年衰运外的赖鸣升藉以继续生存的惟一精神滋养。如此，十分贫穷的他，在这除夕日，却“偏偏还要花大钱”买酒、买鸡、买蜡烛，老远从台南赶到台北，为的是和刘营长夫妇——知道他许多“过去”的老相识——守个岁，话话旧，重温一次那已经长逝的，却又因已凝成坚固记忆而依旧留存的生命光辉。
赖鸣升是台北人里典型的不肯面对现实，在回顾中找寻生命意义的悲剧角色之一。但他不像台北人里有些人物那样趋干自冷。这并非因为他不知自己今日年龄身份与以前不同，相反的，这一点他倒看得相当清楚；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生命的血液，曾一度流入国家生命的大动脉，他的个人命运曾与国家命运紧密维系在一起，于是对他自己怀着一个固定的“巨人”（或“英雄”）自我意象（selfimage）。而当无情的岁月逐渐夺尽他的青春，逐渐侵蚀他的肉身，他却坚持保守那个固定的、相同的自我意象。赖鸣升所不能面对的现实，并非从连长降为“伙夫头”之事实。甚至也不是自己年老的事实。他不能接受的，是“时间能改变一切，无可挽回地改变一切”之残酷事实。而他的悲剧根结，也在于他坚持在流动的时间里，攀住这个与事实愈来愈远离的自我意象；梦想着“改变”只是暂时，好像只要把倒霉的日子赶快催走，就会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
赖鸣升本人，一直没觉悟到自己在“自欺”但我们读者，在作者的安排下，清清楚楚看到现在的赖鸣升，和他心目中的自己之间所存的大差距。这差距便是此篇小说的主要反讽，同时也是最令人对他同情叹怜的地方。
首先，我们注意到，作者在描写赖鸣升的外貌、长相、举止时，就着意把他介绍为一个历尽沧桑的“巨人”模样，以吻合赖鸣升的自我意象：
他那一头寸把长的头发，已经花到了顶盖，可是却像钢刷一般，根根倒竖；黧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尽是苍斑，笑起来时，一脸的皱纹水波似的一圈压着一圈。他的骨架特大，坐着比旁人高出一个头来，一双巨掌，手指节节瘤瘤，十只树根子似的。
他的“嗓门异常粗大”说话浓浊，喜欢呵呵大笑。他向刘英（刘营长十岁大的儿子）表示疼爱的方式，是“伸出他那个巨掌在刘英剃得青亮的头皮上拍了一巴掌”他说话拍大腿，激动起来，会“突然跳起身来把桌子猛一拍”“把火锅里的炭火子都拍得跳了起来”这种种描写，除了反映赖鸣升豪迈、粗犷、不屈的性格，更使这一角色在读者眼中，看起来好像真是个用铁打成的巨人似的。
我们观察赖鸣升其人与其“自我意象”之差距，可以沿两个线索。其一即研究他的言谈表现，然后与他的行为表现互相比较。其二是分析小说里其他角色对赖鸣升的看法，然后与赖鸣升对自己的看法对照一下，看看有何不同。
我已提到，人物对话是这篇小说的主干。这篇小说的成功，主要是靠对话的传真与传神。首先，我想提一下，刘营长夫妇和赖鸣升全是四川人：刘营长是“一口的四川乡音”刘太太的“一口四川话，一个个字滚出来，好像不黏牙齿似的”；赖鸣升的四川话，却是“浓浊的川腔”他们的对话里，回响着四川方言的音韵。然而白先勇处理地方方言，一般只取其精要，捕捉特异口气，止于“逼真”“传神”之目的，一点都不像有些方言文学那样刁钻难解。也就是说，一个不懂某种方言的读者，也大致能完全了解白先勇的小说人物用方言所说的话。四川活颇似国语，所以在“岁除”里，作者成功做到这点，可能还不太难，但像在永远的尹雪艳里，由于上海话与国语大异，作者在逼真传达地方口音之同时，亦不使人费解其意，这实在极为难得。然而关于白先勇的方言运用，值得专题讨论，而且如果论起白先勇写对话的高明手法，方言之使用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关于这点，现在就说到此。
赖鸣升的性格，主要靠他自己谈话的内容与口气，表露出来。从他谈吐中，我们处处可以感觉到他的自视之高。由于觉得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血汗，曾经帮同创造了整个民国的历史，直到今日他还保留那份骄做，那份顶天立地，舍我其谁的气概。他倒很知道自己年纪已老，地位卑微：像他当“伙夫头”或被山地女人骗走退役金等显示他“身分下降”的事，全是他谈话中自己说起的。他并不耻于这些事实，因为他完全生活在“过去”；对于往日的回顾，给了他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在吃这顿年夜饭时赖鸣升所说的那许多话里，除了醉后有一段，对自己现在的处境发了些牢骚（捧大脚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干不来，干得来现在也不当伙夫头了）外，我们感觉到的，一直便是他这份凛然自尊，而不是自怜自哀。“过去”的光辉，笼罩着他，显然使他对“现在”视而不觉，知而不悟。
细察赖鸣升在喝酒过程中，受酒精影响，说话口气内容的逐渐改变，是件相当有趣的事。清醒时的赖鸣升，保持一般做人修养，在做客时，不说粗话，态度也相当谦虚。但我们还是不难觉出在这份“修养”后面，他的自视之高。首先，他就十分自觉并骄做于他身材之高大（“幸亏我个子高，把那对蜡烛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了”），他自称“大哥”称刘营长夫妇为“弟妹”称刘英为“小子”称刘太大的表妹与她男友为“骊珠姑娘”“俞老弟”；这固然是由于交情、习惯与年份差异，却也显示他以老大哥、老前辈自居的骄傲。他问刘英将来想干什么，刘英回答“陆军总司令”惹得大家大笑，赖鸣升却赞许道：“好大的口气！小子要得。你赖伯伯像你那么大，心眼比你还要高呢。”赖鸣升说，他带来的一打金门高粱，并不是买的，是从前一个老部下送的：“亏他还记得我这个老长官，我倒把他忘了。”言下颇流露他对自己感觉的重要性。经过他这一句无意的，或下意识的“提醒”刘营长立刻说“你也是我的老长官”要向他敬酒。接着刘太太也加入“桌上的人个个都立了起来，一齐赶着赖鸣升叫‘老长官’，要敬他的酒”赖鸣升起先谦虚一大番，说堂堂一个营长，怎能称一伙夫头为“老长官”但胡乱推让了一阵之后“笑着一仰头也就把一杯金门高粱饮尽了，然后坐下来，咂咂嘴，涮了一撮毛肚过酒”只这么几句描写，我们就看到赖鸣升当时那副惬意自得的样子。
赖鸣升在军队过了一辈子，虽然大概没担任过比连长更高的职位，他却对“军人”这一身分，怀着一种笼统固定的意象；而此意象，正与他心目中过去的自己，合而为一。任何与此意象不符合的举动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对军人身分的一种亵渎。所以当他发现俞欣，一个年轻的官校学生，只喝下半杯高粱，没有干掉它时“他立刻好像被冒犯了似的”指责道：
什么话！太太小姐们还罢了。军人喝酒，杯子里还能剩东西吗？俞老弟，我像你那点年纪的时候，三花、茅台——直用水碗子装！头一天醉得倒下马来，第二天照样冲锋陷阵。不能喝酒，还能当军人吗？干掉，干掉。
俞欣只得勉强饮尽，赖鸣升连忙又往他杯子里筛酒。骊珠向赖鸣升解释俞欣确实不会喝酒，赖鸣升却不以为然，说：“骊珠姑娘，你莫心疼。几杯高粱，一个小伙子那里就灌坏了？”接着，他开始“倚老卖老”硬塞给人一些“劝言”以自己单身汉的身分，居然谈起夫妇相处之道，劝俞欣“要向你们刘营长看齐，日后好好的疼太太”由此，话题转到女人，他叙述如何在去年，因为“动了这么一下凡心”想结婚，被一个年轻的山地寡婆子把三万多元退役金全拐走了。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时的赖鸣升，已颇有几分酒意“修养”开始减退，说的话，用的字，都比以前“粗”了许多，譬如他开始用“屁”字（“那笔钱给有钱的人看来呢，不值一个屁”“山地野女人屁良心也没得”），也头一次称自己为“老子”（“走的时候，还把老子的东西拐得精光”）。叙述完毕，他上下打量俞欣一番，说：“要是我还能像他一样，那个野女人——赶她走，她也舍不得走呀！”然而，在他心目中，年轻英俊的俞欣，是否真能和过去的自己相比？不然。他说：“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当年我捆起斜皮带的时候，只怕比你还要威风几分呢。”
接着，他便自称“借酒遮脸”追叙起“割靴子”往事，解说他在成都当骑兵连长时，如何受他们营长的一个姨太太挑逗诱惑，同她发生艳事，如何割掉他们营长的靴子。（我们注意到，这个营长是“小军阀”不是好军人，所以和他的姨太太“偷情”显然丝毫不损害赖鸣升心目中的军人意象。）这段对过去强旺青春的回忆，加上酒性发作，使得赖鸣升在叙述完毕时“怔了半晌，然后突然跳起身来把桌子猛一拍，咬牙切齿的哼道：‘妈那个巴子的！好一个细皮白肉的婆娘！’”这之后，他就常常自称“老子”他说那个营长心里动了疑“那王八蛋要老子到‘台儿庄’去送死呢！”话题就这样自然而然移转到赖鸣升珍藏心底的最神圣光荣的往事。
俞欣因为军校里，教官讲抗日战史，正讲到“台儿庄之役”所以兴冲冲地问赖鸣升：“老前辈也参加过‘台儿庄’吗？”
赖鸣升没有答腔，他抓了一把油炸花生米直往嘴巴里送，嚼得咔嚓咔嚓的，歇了半晌，他才转过头去望着俞欣打鼻子眼里笑了一下道：
“‘台——儿——庄——’，俞老弟，这三个字不是随便提得的。”
对于未曾身历其境而讲授台儿庄之役的军校教官，赖鸣升充满鄙视。他突然捞起毛衣，掀开衬衫，露出胸膛上一个碗口大殷红发亮的圆疤，原来这就是在台儿庄之役，他被一炮轰掉半个胸膛，留下的痕迹。这块圆疤是他一生最光荣的记录“比‘青天白日’还要稀罕”“凭了这个玩意儿，我就有资格和你讲‘台儿庄’。没有这个东西的人，也想混说吗？”这时的赖鸣升，由于话题触及他心中的“圣地”同时又已深受酒精影响，已经完全失去清醒时的谦虚修养，谈话间毫无掩饰地表露对拥有“过去”的自己之骄傲，对没有“过去”的别人之轻蔑。他的“巨人”自我意象，如此顽固地盘踞他心中，使他知而不悟过去已经永远过去；仅凭意念，仅凭精神，而没有健壮肉身的支持，他已再也不能和以前的自己相比了。所以当刘营长劝他慢点喝酒时，他大不以为然他说：“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言下流露对象征“现在”的台湾之轻视，对象征“过去”的大陆之向往。接着他对刘营长说：“莫说老弟当了营长，就算你挂上了星子，不看在我们哥儿的脸上，今天八人大轿也请不动我来呢。”这虽是一句醉话，却赤裸裸揭露了赖鸣升那已成幻影而不自知的巨人自我意象。
醉醺醺的赖鸣升，对自己现今处境发了几句牢骚，然后晃荡着头颅说：“今年民国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岁到了现在还稀罕什么不成？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心里放不下... -->>
在岁除这篇小说里，作者白先勇用的仍是冷静的客观叙述法。采取全能观点，以第三人称写成。整篇小说，主要建立在人物的对话上：故事背景由对话供应，情节发展藉对话推进，而最令人惊叹的，是人物的性格，经由对话的内容与口气活生生表现出来。在岁除里，白先勇确实以实实在在，自然无比，却又多彩多姿的对话，创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可闻可见，十分令人怜悯令人难忘的角色——赖鸣升。
情节推展所囊括的时间，不过数小时；从头至尾，写只是除夕夜赖鸣升在刘营长夫妇家吃的那顿“团圆饭”但因为喝酒吃饭时“话旧”我们得知赖鸣升一生的故事。赖鸣升当了一辈子兵。因年老，已退役一年，现是荣民医院厨房里的买办，即军队里所谓的“伙夫头”他与民国同岁，少年时期“就挑着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去了”；他的生命巅峰，是抗日战争时在四川当连长的那段日子，而其后参加“台儿庄之役”死里逃生的经验，是他记忆里最光荣、最神圣的一件生活记录。对于这段壮年时期的回忆，变成了今日年衰运外的赖鸣升藉以继续生存的惟一精神滋养。如此，十分贫穷的他，在这除夕日，却“偏偏还要花大钱”买酒、买鸡、买蜡烛，老远从台南赶到台北，为的是和刘营长夫妇——知道他许多“过去”的老相识——守个岁，话话旧，重温一次那已经长逝的，却又因已凝成坚固记忆而依旧留存的生命光辉。
赖鸣升是台北人里典型的不肯面对现实，在回顾中找寻生命意义的悲剧角色之一。但他不像台北人里有些人物那样趋干自冷。这并非因为他不知自己今日年龄身份与以前不同，相反的，这一点他倒看得相当清楚；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生命的血液，曾一度流入国家生命的大动脉，他的个人命运曾与国家命运紧密维系在一起，于是对他自己怀着一个固定的“巨人”（或“英雄”）自我意象（selfimage）。而当无情的岁月逐渐夺尽他的青春，逐渐侵蚀他的肉身，他却坚持保守那个固定的、相同的自我意象。赖鸣升所不能面对的现实，并非从连长降为“伙夫头”之事实。甚至也不是自己年老的事实。他不能接受的，是“时间能改变一切，无可挽回地改变一切”之残酷事实。而他的悲剧根结，也在于他坚持在流动的时间里，攀住这个与事实愈来愈远离的自我意象；梦想着“改变”只是暂时，好像只要把倒霉的日子赶快催走，就会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
赖鸣升本人，一直没觉悟到自己在“自欺”但我们读者，在作者的安排下，清清楚楚看到现在的赖鸣升，和他心目中的自己之间所存的大差距。这差距便是此篇小说的主要反讽，同时也是最令人对他同情叹怜的地方。
首先，我们注意到，作者在描写赖鸣升的外貌、长相、举止时，就着意把他介绍为一个历尽沧桑的“巨人”模样，以吻合赖鸣升的自我意象：
他那一头寸把长的头发，已经花到了顶盖，可是却像钢刷一般，根根倒竖；黧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尽是苍斑，笑起来时，一脸的皱纹水波似的一圈压着一圈。他的骨架特大，坐着比旁人高出一个头来，一双巨掌，手指节节瘤瘤，十只树根子似的。
他的“嗓门异常粗大”说话浓浊，喜欢呵呵大笑。他向刘英（刘营长十岁大的儿子）表示疼爱的方式，是“伸出他那个巨掌在刘英剃得青亮的头皮上拍了一巴掌”他说话拍大腿，激动起来，会“突然跳起身来把桌子猛一拍”“把火锅里的炭火子都拍得跳了起来”这种种描写，除了反映赖鸣升豪迈、粗犷、不屈的性格，更使这一角色在读者眼中，看起来好像真是个用铁打成的巨人似的。
我们观察赖鸣升其人与其“自我意象”之差距，可以沿两个线索。其一即研究他的言谈表现，然后与他的行为表现互相比较。其二是分析小说里其他角色对赖鸣升的看法，然后与赖鸣升对自己的看法对照一下，看看有何不同。
我已提到，人物对话是这篇小说的主干。这篇小说的成功，主要是靠对话的传真与传神。首先，我想提一下，刘营长夫妇和赖鸣升全是四川人：刘营长是“一口的四川乡音”刘太太的“一口四川话，一个个字滚出来，好像不黏牙齿似的”；赖鸣升的四川话，却是“浓浊的川腔”他们的对话里，回响着四川方言的音韵。然而白先勇处理地方方言，一般只取其精要，捕捉特异口气，止于“逼真”“传神”之目的，一点都不像有些方言文学那样刁钻难解。也就是说，一个不懂某种方言的读者，也大致能完全了解白先勇的小说人物用方言所说的话。四川活颇似国语，所以在“岁除”里，作者成功做到这点，可能还不太难，但像在永远的尹雪艳里，由于上海话与国语大异，作者在逼真传达地方口音之同时，亦不使人费解其意，这实在极为难得。然而关于白先勇的方言运用，值得专题讨论，而且如果论起白先勇写对话的高明手法，方言之使用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关于这点，现在就说到此。
赖鸣升的性格，主要靠他自己谈话的内容与口气，表露出来。从他谈吐中，我们处处可以感觉到他的自视之高。由于觉得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血汗，曾经帮同创造了整个民国的历史，直到今日他还保留那份骄做，那份顶天立地，舍我其谁的气概。他倒很知道自己年纪已老，地位卑微：像他当“伙夫头”或被山地女人骗走退役金等显示他“身分下降”的事，全是他谈话中自己说起的。他并不耻于这些事实，因为他完全生活在“过去”；对于往日的回顾，给了他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在吃这顿年夜饭时赖鸣升所说的那许多话里，除了醉后有一段，对自己现在的处境发了些牢骚（捧大脚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干不来，干得来现在也不当伙夫头了）外，我们感觉到的，一直便是他这份凛然自尊，而不是自怜自哀。“过去”的光辉，笼罩着他，显然使他对“现在”视而不觉，知而不悟。
细察赖鸣升在喝酒过程中，受酒精影响，说话口气内容的逐渐改变，是件相当有趣的事。清醒时的赖鸣升，保持一般做人修养，在做客时，不说粗话，态度也相当谦虚。但我们还是不难觉出在这份“修养”后面，他的自视之高。首先，他就十分自觉并骄做于他身材之高大（“幸亏我个子高，把那对蜡烛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了”），他自称“大哥”称刘营长夫妇为“弟妹”称刘英为“小子”称刘太大的表妹与她男友为“骊珠姑娘”“俞老弟”；这固然是由于交情、习惯与年份差异，却也显示他以老大哥、老前辈自居的骄傲。他问刘英将来想干什么，刘英回答“陆军总司令”惹得大家大笑，赖鸣升却赞许道：“好大的口气！小子要得。你赖伯伯像你那么大，心眼比你还要高呢。”赖鸣升说，他带来的一打金门高粱，并不是买的，是从前一个老部下送的：“亏他还记得我这个老长官，我倒把他忘了。”言下颇流露他对自己感觉的重要性。经过他这一句无意的，或下意识的“提醒”刘营长立刻说“你也是我的老长官”要向他敬酒。接着刘太太也加入“桌上的人个个都立了起来，一齐赶着赖鸣升叫‘老长官’，要敬他的酒”赖鸣升起先谦虚一大番，说堂堂一个营长，怎能称一伙夫头为“老长官”但胡乱推让了一阵之后“笑着一仰头也就把一杯金门高粱饮尽了，然后坐下来，咂咂嘴，涮了一撮毛肚过酒”只这么几句描写，我们就看到赖鸣升当时那副惬意自得的样子。
赖鸣升在军队过了一辈子，虽然大概没担任过比连长更高的职位，他却对“军人”这一身分，怀着一种笼统固定的意象；而此意象，正与他心目中过去的自己，合而为一。任何与此意象不符合的举动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对军人身分的一种亵渎。所以当他发现俞欣，一个年轻的官校学生，只喝下半杯高粱，没有干掉它时“他立刻好像被冒犯了似的”指责道：
什么话！太太小姐们还罢了。军人喝酒，杯子里还能剩东西吗？俞老弟，我像你那点年纪的时候，三花、茅台——直用水碗子装！头一天醉得倒下马来，第二天照样冲锋陷阵。不能喝酒，还能当军人吗？干掉，干掉。
俞欣只得勉强饮尽，赖鸣升连忙又往他杯子里筛酒。骊珠向赖鸣升解释俞欣确实不会喝酒，赖鸣升却不以为然，说：“骊珠姑娘，你莫心疼。几杯高粱，一个小伙子那里就灌坏了？”接着，他开始“倚老卖老”硬塞给人一些“劝言”以自己单身汉的身分，居然谈起夫妇相处之道，劝俞欣“要向你们刘营长看齐，日后好好的疼太太”由此，话题转到女人，他叙述如何在去年，因为“动了这么一下凡心”想结婚，被一个年轻的山地寡婆子把三万多元退役金全拐走了。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时的赖鸣升，已颇有几分酒意“修养”开始减退，说的话，用的字，都比以前“粗”了许多，譬如他开始用“屁”字（“那笔钱给有钱的人看来呢，不值一个屁”“山地野女人屁良心也没得”），也头一次称自己为“老子”（“走的时候，还把老子的东西拐得精光”）。叙述完毕，他上下打量俞欣一番，说：“要是我还能像他一样，那个野女人——赶她走，她也舍不得走呀！”然而，在他心目中，年轻英俊的俞欣，是否真能和过去的自己相比？不然。他说：“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当年我捆起斜皮带的时候，只怕比你还要威风几分呢。”
接着，他便自称“借酒遮脸”追叙起“割靴子”往事，解说他在成都当骑兵连长时，如何受他们营长的一个姨太太挑逗诱惑，同她发生艳事，如何割掉他们营长的靴子。（我们注意到，这个营长是“小军阀”不是好军人，所以和他的姨太太“偷情”显然丝毫不损害赖鸣升心目中的军人意象。）这段对过去强旺青春的回忆，加上酒性发作，使得赖鸣升在叙述完毕时“怔了半晌，然后突然跳起身来把桌子猛一拍，咬牙切齿的哼道：‘妈那个巴子的！好一个细皮白肉的婆娘！’”这之后，他就常常自称“老子”他说那个营长心里动了疑“那王八蛋要老子到‘台儿庄’去送死呢！”话题就这样自然而然移转到赖鸣升珍藏心底的最神圣光荣的往事。
俞欣因为军校里，教官讲抗日战史，正讲到“台儿庄之役”所以兴冲冲地问赖鸣升：“老前辈也参加过‘台儿庄’吗？”
赖鸣升没有答腔，他抓了一把油炸花生米直往嘴巴里送，嚼得咔嚓咔嚓的，歇了半晌，他才转过头去望着俞欣打鼻子眼里笑了一下道：
“‘台——儿——庄——’，俞老弟，这三个字不是随便提得的。”
对于未曾身历其境而讲授台儿庄之役的军校教官，赖鸣升充满鄙视。他突然捞起毛衣，掀开衬衫，露出胸膛上一个碗口大殷红发亮的圆疤，原来这就是在台儿庄之役，他被一炮轰掉半个胸膛，留下的痕迹。这块圆疤是他一生最光荣的记录“比‘青天白日’还要稀罕”“凭了这个玩意儿，我就有资格和你讲‘台儿庄’。没有这个东西的人，也想混说吗？”这时的赖鸣升，由于话题触及他心中的“圣地”同时又已深受酒精影响，已经完全失去清醒时的谦虚修养，谈话间毫无掩饰地表露对拥有“过去”的自己之骄傲，对没有“过去”的别人之轻蔑。他的“巨人”自我意象，如此顽固地盘踞他心中，使他知而不悟过去已经永远过去；仅凭意念，仅凭精神，而没有健壮肉身的支持，他已再也不能和以前的自己相比了。所以当刘营长劝他慢点喝酒时，他大不以为然他说：“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言下流露对象征“现在”的台湾之轻视，对象征“过去”的大陆之向往。接着他对刘营长说：“莫说老弟当了营长，就算你挂上了星子，不看在我们哥儿的脸上，今天八人大轿也请不动我来呢。”这虽是一句醉话，却赤裸裸揭露了赖鸣升那已成幻影而不自知的巨人自我意象。
醉醺醺的赖鸣升，对自己现今处境发了几句牢骚，然后晃荡着头颅说：“今年民国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岁到了现在还稀罕什么不成？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心里放不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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