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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泉一连几天没有出摊。生活绕了一个大圈子。他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路。莸得自由不到一年，他又稀里糊徐地往回走了。他闹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许命中注定是那种走不上正路的人。他在人生的开端就踏上了方向不明的小路，数不清的陷阱在等待着他，随时都可能跌进去。跌进去就爬不出来了，脑袋里有个严厉的声音不停地对他说："完了！"确实完了。有些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朋友被人抓回去他会高兴些吗？他不知道，方叉子眼他一样，只是跌进更深的陷阱罢了。他们谁也救不了谁，社会已经抛弃了他们。他们是人群里的渣滓，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垃圾。
他们要么浑浑噩噩地活着，要么四处逃窜，像丧家之犬。他们永远找不到堂堂正正的立足之地。
生活里没有他们的位置。跟别人没有关系。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这是自作自受。
没有谁可以抱怨，甚至也用不着后悔。后悔没有用。他后悔的事情还少么？
他中断了坚持多日的晨跑，窝在被窝里迟迟不肯起床。屋子像一座坟墓，枕头散发出潮湿的气味。他看着墙上母亲的遗像，一边抽烟一边经受母亲的责难。
"我养了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
母亲生前就是这么说的。他从劳教大队赶到医院，母亲不跟他说话，却跟站在床边的薛教导员说了这么一句。报病危之后，薛教导员又陪他去了一次，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只是松松地拉着他的手，眼睛迷茫地盯着他身后的什么地方。穿白大褂的人围着病床，他靠墙站着，眼看着母亲咽了气。薛教导员也靠墙站着，替他拎着一袋毫无意义的桔子。他在医院的楼梯上蹲下来不想走，薛教导员使劲拉他，一网袋桔子全都撒出了，黄黄的小球顺着楼梯直往下滚。他终于哭了起来。
他欠母亲的债永远也还不清了。现在，他已经流不出一滴眼泪。
他两天没有取牛奶，罗大妈以为他病了。她中午过来看他，发觉他还在床上躺着。他的脸色一定很难看，罗大妈吃了一惊。
"泉子，怎么啦？"
"没事。"
"哪儿不舒服？"
"没事。"
"泉子，那件事你别放在心上，大妈不是有意的"
"您想哪儿去了。"
他跳下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罗大妈想帮他扫地，他把扫帚抢了过来。他的确没把那件事放在心上。半个月前罗大妈为他介绍西巷的一个女孩儿，他一听名字就拒绝了。女孩儿也是强劳回来的，光在朝外就搞了一个排的男人。他早就知道她。他的口气使罗大妈很窘，他自己更窘。女孩儿有了工作，据说去年还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但是说这些没用。先进工作者跟这事没关系。
"您就甭管了！"
他当时好像发了脾气。他觉得受了侮辱。罗大妈也觉得对不起他，犯了多大错似的。这能怪罗大妈么？他知道不能。但是看清了自己的身价毕竟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如今他已经谈不上什么身价了。
他把所有存款都取了出来。不到两千块钱。存货值四、五百块。这是他的全部家当。他到前门首饰店买了一个金戒指，其余的钱揣在怀里。将要发生的事情渐渐地有了一个轮廓。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采取最后行动之前，时间在他手里。
他来到了针织路咖啡馆。白天人不多。没有见到韩经理。门口的牌子上关门时间改成二十三点半了。他要了两杯白兰地，坐在角落里独自喝起来。挨着餐桌的塑料壁纸很脏。音箱里的乐曲像秋天一样凄凉。他朝一个面熟的服务员笑了笑，对方愣了一下，冷淡地点了点头。他向她要了一盘沙拉。
"生意不行了吧？"
"新鲜劲儿过去了"
"崔永利来过吗？"
"哪个崔永利？谁是"
"大胡子。"他用手在腮上比划了一下。她想了想，问售货口里面的人：
"喂，姓崔的大胡子来过没有？我这几天没上夜班"
"前天晚上好像来过来过！跟赵雅秋一块儿来的。谁找他？"
"没事，没事。"李慧泉连忙摆摆手。他脸有点儿红，好像让人抓到了内心的秘密。他坐到天黑，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才离开咖啡馆。生意仍旧清淡，大手大脚的倒爷们不知藏哪儿去了。又到别的地方摆阔去了吧？
他骑车来到京门饭店。大厅里灯火辉煌，外国人很多，但一点儿也不嘈杂。红地毯棉花似的，把声音软软地吸住了。没有人拦他，他花二十块钱买了一张舞厅的门票。舞池里晃来晃去的大都是中国人，一个个精神饱满。一些外国佬坐在桌子旁边，显得闷闷不乐，打瞌睡似的。乐队很正规，指挥是个长长瘦瘦的大蚂蚱似的中年男人。没有人演唱。曲了一首接着一首，喇叭有点儿走调，是按乐曲数目付报酬的吧？乐队很卖力气。
他坐到八点钟，很谦卑地走近一个穿制服的管理人员。制服上的大铜扣子像纪念章一样闪闪发亮。
"赵雅秋？她每星期五来有什么事需要转告吗？""没有，随便问问。"他离开京门饭店时有些失望。他摸了摸口袋。比火柴盒大一些的首饰盒子有一种寒酸的味道，他简直不愿意看到它了。
他想干什么呢？
她会嘲笑他吗？
星期天是个晴朗的日子。他到商店买了食品和玩具。在天桥上长途车的时候他有些犹豫不决，最后还是登了上去。
路两边的景色很熟悉。于涸的水田里镶着密集的稻茬，冬小麦整整齐齐像绣出来的绿色花纹儿。
拖拉机喷着黑烟在空旷的田间土道上颠簸，远处的地里有一些铅笔头似的劳作的人影。他看见了那条高出田野的水渠，像土坝，也像没头没尾的列车。那是劳教大队一个冬天的杰作。薛教导员就是在那儿伤了腰的。不知是为了给他们树榜样还是为了增强威信，也不知是因为天生喜欢干活还是因为心里装了不痛快的事，薛教寻员干得极猛。半尺厚的冻土下边掏了洞，用胳膊粗的杠子狠撬。薛教导员大叫一声便扑到地上了。他很佩服这个老警察，背起来就往卫生室跑。从那以后，薛教导员对他一直很留心。过年的时候别人都有家里送的好吃的，薛教导员就塞给他两包好烟。
"省着抽。"薛教导员大概知道他捡烟头的，只是不点破。如果不是在劳教大队，跟上这个老头儿上哪儿他都愿意，开荒，老头儿说："一天掘一亩"，他准能掘一亩。打仗，老头儿说："你冲上去！"他准能冲上去。他知道老头儿会跟他一块儿卖力气卖命。只是，劳教队是变不了的，他的许多梦想都没有用。而且，他觉得薛教导员很可怜。打篮球时，老头儿的白背心后面有许多破洞，他走步而被判罚之后那可怜的样子使破洞更为乍眼。
他不能辜负这个人。他的事情得告诉他。世上，这是最后一个他对不起的人了。会伤心吗？会骂他吗？由老头儿去好了。事情已经做出，就永远也不能抹掉。他应当坐下来，跟老头脸对脸地好好喝一杯。
薛教导员不在，到东北出差去了。
他站在传达室窗户外边，觉得自己眼看要晕倒，网袋变得异常沉重，袋里的玩具熊猫头朝下竖着，鬼脸变幻莫测。
"他什么时候回来？"
"半个月以后。到里边看人还是递东西？"
"我就找他。我是年初离开这儿的。"
"是六大队的吗？"
"是薛教导员家在良乡什么地方？我上家找他爱人也可以。"
传达室的人从六大队值班室问到了家庭住址，写在一个条上递给他。
"老薛人缘真不错呀！"
窗里的人不明不白地叹了一声。李慧泉沿着土道往公路上走。很累。想好了一肚子话无处说了。
他原以为能在薛教导员宿舍坐下来，用茶杯端着酒喝，将话一古脑儿倒出。半个月才回，来不及了。恰恰这时候出差，似乎是故意避开他。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把他和别人隔开，很冷酷地将他推来搡去。他糊糊涂涂地不能静想，独自在秋阳下走路。他抄近路走过一片麦田，看见了那个似曾相识的洼地，抢个最低的地方坐下来。忘记是哪一年夏天了，他在附近看水泵，曾在这儿的草丛里躺下来，很安静很沉醉地做那种羞事。天蓝蓝的，让他一点儿也不感到耻辱。现在天依旧蓝蓝的，却是一大块将要塌下来的无法承受的嘲弄了。
人活得丢了本分，不如一只田鼠。他就是一只田鼠。一只在阳光里呆不住只能在黑洞里苟生的田鼠。
他等不到长途车，便拦下一解手扶拖拉机，从网袋里抓了两听罐头塞给满脸不高兴的人。良乡是邻县的大镇，拖拉机颠了一个多小时。他在镇尾一大片平房里找到了薛教导员的家。两间平房，暗暗的，墙壁发黄发灰。儿女们都分出去，家里只有老太太和她照看的三岁的小孙子。老太太生得凶相，一问才五十一岁，比教导员还显老。她在镇上粮店工作，退休了。她没听说过他的名字，薛教导员在家里可能不说劳教大队的事。他把熊猫递给小孩，孩子在一边静静玩耍。他坐了一会儿，觉得不自在。老太太不爱说话，凶凶地看着小孩儿，问一句才答一句。墙上有四、五个镜框，里面相片上的人大都是乡下模徉。家具很旧。沙发是自己打的，扶手刨得不平，漆也太紫，弹簧又太硬。
"房子很旧呀。""老薛没本事。""教导员是好人。""没有比他傻的了。""教导员办事认真"，"管什么用？"李慧泉很不好意思。他摸摸口袋，里面有事先准备好的五百块钱。他不知道该不该拿出来。本想当面交给薛教导员的。他知道薛教导员不会收，不收也可以留下。教导员不是替他保存过母亲的存折么。
他把钱放在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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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泉一连几天没有出摊。生活绕了一个大圈子。他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路。莸得自由不到一年，他又稀里糊徐地往回走了。他闹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许命中注定是那种走不上正路的人。他在人生的开端就踏上了方向不明的小路，数不清的陷阱在等待着他，随时都可能跌进去。跌进去就爬不出来了，脑袋里有个严厉的声音不停地对他说："完了！"确实完了。有些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朋友被人抓回去他会高兴些吗？他不知道，方叉子眼他一样，只是跌进更深的陷阱罢了。他们谁也救不了谁，社会已经抛弃了他们。他们是人群里的渣滓，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垃圾。
他们要么浑浑噩噩地活着，要么四处逃窜，像丧家之犬。他们永远找不到堂堂正正的立足之地。
生活里没有他们的位置。跟别人没有关系。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这是自作自受。
没有谁可以抱怨，甚至也用不着后悔。后悔没有用。他后悔的事情还少么？
他中断了坚持多日的晨跑，窝在被窝里迟迟不肯起床。屋子像一座坟墓，枕头散发出潮湿的气味。他看着墙上母亲的遗像，一边抽烟一边经受母亲的责难。
"我养了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
母亲生前就是这么说的。他从劳教大队赶到医院，母亲不跟他说话，却跟站在床边的薛教导员说了这么一句。报病危之后，薛教导员又陪他去了一次，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只是松松地拉着他的手，眼睛迷茫地盯着他身后的什么地方。穿白大褂的人围着病床，他靠墙站着，眼看着母亲咽了气。薛教导员也靠墙站着，替他拎着一袋毫无意义的桔子。他在医院的楼梯上蹲下来不想走，薛教导员使劲拉他，一网袋桔子全都撒出了，黄黄的小球顺着楼梯直往下滚。他终于哭了起来。
他欠母亲的债永远也还不清了。现在，他已经流不出一滴眼泪。
他两天没有取牛奶，罗大妈以为他病了。她中午过来看他，发觉他还在床上躺着。他的脸色一定很难看，罗大妈吃了一惊。
"泉子，怎么啦？"
"没事。"
"哪儿不舒服？"
"没事。"
"泉子，那件事你别放在心上，大妈不是有意的"
"您想哪儿去了。"
他跳下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罗大妈想帮他扫地，他把扫帚抢了过来。他的确没把那件事放在心上。半个月前罗大妈为他介绍西巷的一个女孩儿，他一听名字就拒绝了。女孩儿也是强劳回来的，光在朝外就搞了一个排的男人。他早就知道她。他的口气使罗大妈很窘，他自己更窘。女孩儿有了工作，据说去年还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但是说这些没用。先进工作者跟这事没关系。
"您就甭管了！"
他当时好像发了脾气。他觉得受了侮辱。罗大妈也觉得对不起他，犯了多大错似的。这能怪罗大妈么？他知道不能。但是看清了自己的身价毕竟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如今他已经谈不上什么身价了。
他把所有存款都取了出来。不到两千块钱。存货值四、五百块。这是他的全部家当。他到前门首饰店买了一个金戒指，其余的钱揣在怀里。将要发生的事情渐渐地有了一个轮廓。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采取最后行动之前，时间在他手里。
他来到了针织路咖啡馆。白天人不多。没有见到韩经理。门口的牌子上关门时间改成二十三点半了。他要了两杯白兰地，坐在角落里独自喝起来。挨着餐桌的塑料壁纸很脏。音箱里的乐曲像秋天一样凄凉。他朝一个面熟的服务员笑了笑，对方愣了一下，冷淡地点了点头。他向她要了一盘沙拉。
"生意不行了吧？"
"新鲜劲儿过去了"
"崔永利来过吗？"
"哪个崔永利？谁是"
"大胡子。"他用手在腮上比划了一下。她想了想，问售货口里面的人：
"喂，姓崔的大胡子来过没有？我这几天没上夜班"
"前天晚上好像来过来过！跟赵雅秋一块儿来的。谁找他？"
"没事，没事。"李慧泉连忙摆摆手。他脸有点儿红，好像让人抓到了内心的秘密。他坐到天黑，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才离开咖啡馆。生意仍旧清淡，大手大脚的倒爷们不知藏哪儿去了。又到别的地方摆阔去了吧？
他骑车来到京门饭店。大厅里灯火辉煌，外国人很多，但一点儿也不嘈杂。红地毯棉花似的，把声音软软地吸住了。没有人拦他，他花二十块钱买了一张舞厅的门票。舞池里晃来晃去的大都是中国人，一个个精神饱满。一些外国佬坐在桌子旁边，显得闷闷不乐，打瞌睡似的。乐队很正规，指挥是个长长瘦瘦的大蚂蚱似的中年男人。没有人演唱。曲了一首接着一首，喇叭有点儿走调，是按乐曲数目付报酬的吧？乐队很卖力气。
他坐到八点钟，很谦卑地走近一个穿制服的管理人员。制服上的大铜扣子像纪念章一样闪闪发亮。
"赵雅秋？她每星期五来有什么事需要转告吗？""没有，随便问问。"他离开京门饭店时有些失望。他摸了摸口袋。比火柴盒大一些的首饰盒子有一种寒酸的味道，他简直不愿意看到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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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嘲笑他吗？
星期天是个晴朗的日子。他到商店买了食品和玩具。在天桥上长途车的时候他有些犹豫不决，最后还是登了上去。
路两边的景色很熟悉。于涸的水田里镶着密集的稻茬，冬小麦整整齐齐像绣出来的绿色花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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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着抽。"薛教导员大概知道他捡烟头的，只是不点破。如果不是在劳教大队，跟上这个老头儿上哪儿他都愿意，开荒，老头儿说："一天掘一亩"，他准能掘一亩。打仗，老头儿说："你冲上去！"他准能冲上去。他知道老头儿会跟他一块儿卖力气卖命。只是，劳教队是变不了的，他的许多梦想都没有用。而且，他觉得薛教导员很可怜。打篮球时，老头儿的白背心后面有许多破洞，他走步而被判罚之后那可怜的样子使破洞更为乍眼。
他不能辜负这个人。他的事情得告诉他。世上，这是最后一个他对不起的人了。会伤心吗？会骂他吗？由老头儿去好了。事情已经做出，就永远也不能抹掉。他应当坐下来，跟老头脸对脸地好好喝一杯。
薛教导员不在，到东北出差去了。
他站在传达室窗户外边，觉得自己眼看要晕倒，网袋变得异常沉重，袋里的玩具熊猫头朝下竖着，鬼脸变幻莫测。
"他什么时候回来？"
"半个月以后。到里边看人还是递东西？"
"我就找他。我是年初离开这儿的。"
"是六大队的吗？"
"是薛教导员家在良乡什么地方？我上家找他爱人也可以。"
传达室的人从六大队值班室问到了家庭住址，写在一个条上递给他。
"老薛人缘真不错呀！"
窗里的人不明不白地叹了一声。李慧泉沿着土道往公路上走。很累。想好了一肚子话无处说了。
他原以为能在薛教导员宿舍坐下来，用茶杯端着酒喝，将话一古脑儿倒出。半个月才回，来不及了。恰恰这时候出差，似乎是故意避开他。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把他和别人隔开，很冷酷地将他推来搡去。他糊糊涂涂地不能静想，独自在秋阳下走路。他抄近路走过一片麦田，看见了那个似曾相识的洼地，抢个最低的地方坐下来。忘记是哪一年夏天了，他在附近看水泵，曾在这儿的草丛里躺下来，很安静很沉醉地做那种羞事。天蓝蓝的，让他一点儿也不感到耻辱。现在天依旧蓝蓝的，却是一大块将要塌下来的无法承受的嘲弄了。
人活得丢了本分，不如一只田鼠。他就是一只田鼠。一只在阳光里呆不住只能在黑洞里苟生的田鼠。
他等不到长途车，便拦下一解手扶拖拉机，从网袋里抓了两听罐头塞给满脸不高兴的人。良乡是邻县的大镇，拖拉机颠了一个多小时。他在镇尾一大片平房里找到了薛教导员的家。两间平房，暗暗的，墙壁发黄发灰。儿女们都分出去，家里只有老太太和她照看的三岁的小孙子。老太太生得凶相，一问才五十一岁，比教导员还显老。她在镇上粮店工作，退休了。她没听说过他的名字，薛教导员在家里可能不说劳教大队的事。他把熊猫递给小孩，孩子在一边静静玩耍。他坐了一会儿，觉得不自在。老太太不爱说话，凶凶地看着小孩儿，问一句才答一句。墙上有四、五个镜框，里面相片上的人大都是乡下模徉。家具很旧。沙发是自己打的，扶手刨得不平，漆也太紫，弹簧又太硬。
"房子很旧呀。""老薛没本事。""教导员是好人。""没有比他傻的了。""教导员办事认真"，"管什么用？"李慧泉很不好意思。他摸摸口袋，里面有事先准备好的五百块钱。他不知道该不该拿出来。本想当面交给薛教导员的。他知道薛教导员不会收，不收也可以留下。教导员不是替他保存过母亲的存折么。
他把钱放在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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