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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听不要响，他们却依然说笑，争骂；他听见自己求救一般的讲说的声音，同时总伴着各种噪音，甚至自己的声音反而消沉在噪音里。他没法，只好停嘴。学生们起初觉得异样，像夏雨收点一般零落地住了声。但随后就是一阵带着戏弄意味的笑。这使焕之发怒了，便把教鞭扬起来，想在不论哪一个身上乱抽一顿（两个伙伴常常这样做，在当时似乎颇有点效验），然而手还没有这种习惯，要抽下去仿佛很不顺，半路里缩住了。只剩又愤慨又悲哀地喃喃斥骂："讨厌的小东西！"
下了课的时候，耳朵里是茶馆一般喧嚷，眼前一片扰乱，好像上演全武行的戏。晴天，灰尘飞进口腔里，上下牙齿磨着，只觉悉刹悉刹；雨天，路上和庭中的烂泥被带进教室，到处都是，踏一步看了三四看，还是没有地方落脚。简直没有个可以安顿的所在！到预备室里坐坐吧（实在是中庭前二门后的一个后轩，狭长的一条，钉一点板，开几扇窗，就算是预备室了），又怕听校长背诵隔夜的马将牌，以及肺病患者咻咻地喘气。他同他们好像语言隔阂的两个国度的人，很艰难地说了一两句日常短语就继续不下去了。同坐在一起而彼此不理睬，不好，又加不喜欢旁听他们的谈话，就只好站在阶沿数那殿顶的瓦楞。
庭中两株桃树开花的时候，阳光带着醉人的暖气，这陈旧的庙宇居然也满蕴着青春。焕之两眼望着那锦样光彩的繁花，四肢百骸酥酥的，软软的；忽觉花枝殿影都浮动起来，——眼泪渗出来了。
于是他独个儿上酒店去喝闷酒。每夜带着七八分酒意回家，矜持着吃晚饭，同父母说话。一躺到床上，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头顶上一盖，再也作不得主了，他总是轻轻地呜咽地哭。他一边哭，一边迷惘地想："人间的苦趣，冠冕的处罚，就是教师生活了！什么时候脱离呢？什么时候脱离呢！"
他实在不敢公然说出"脱离"两个字。父母正在欣慰，儿子有相当的职业了，当然不好说出逆耳的话伤他们的心。此外，又仿佛对谁负了一种责任，突然说不负了，良心上万分过不去。于是当一学年终了时，他设法换了个学校。他希望新境界比较好一点，虽然不是脱离，总不至于像沉沦在那可厌的庙宇里那么痛苦。
然而还是一个样！不过庙宇换了祠堂，同事和学生换了姓名不同的一批罢了。
这一年，他父亲因旧有的肾脏病去世了。摧心地伤痛，担上家计的重负，工作又十二分不如意，他憔悴了；两三年前青年蓬勃的气概，消逝得几乎一丝不剩。回家来与母亲寂寂相对，一个低头，一个叹气，情况真是凄惨。
过了两年，他又换过学校，却遇见了一个值得感佩的同事。那同事是个诚朴的人，担任教师有六七年了，没有一般教师的江湖气；他不只教学生识几个字，还随时留心学生的一举一动，以及体格和心性；他并不这般那般多所指说，只是与学生混在一起，同他们呼笑，同他们奔跑。
有一次，一个学生犯了欺侮同学的过失，颇顽强，那教师问他，他也不认错，也不辩解，只不开口。那教师慈和的眼光对着他，叫他平心静气，想想这样的事情该不该。那学生忽然显出流氓似的凶相说，"不知道！随你怎样处罚就是了！"
"不要这样，这样你以后会自觉懊悔，"那教师握住那学生的颤动的手说。"犯点儿错没有什么要紧，用不着蛮强；只要自己明白，以后再也不会错了。"
这场谈判延长到两点钟之久。结果是学生哭了，自陈悔悟，那教师眼角里也留着感激的泪痕。
焕之看在眼里，不禁对那教师说，用这么多的工夫处理一个学生，未免太辛苦了。
"并不辛苦，我喜欢这样做，"那教师带着满意的微笑说。"而且我很感激他，他相信我，结果听了我的劝告。"
这似乎是十分平常的话，然而当了三数年教师的焕之从没听见过。这一听见叫他的心转了个方向，他原以为自己沉沦在地狱里，谁知竟有人严饰这个地狱，使它成为天堂。自己的青春还在，生命力还丰富，徒然悲伤，有什么意思！就算所处是地狱，倒不如也把它严饰起来吧！
他于是检出从前看过的几本教育书籍，另外又添购了一些；仿效着那个同事的态度来教功课，来对待学生；又时常与那同事讨究教育上的问题和眼前的事实；从这些里头他得到了好些新鲜的浓厚的趣味。有如多年的夫妇，起初不相投合，后来真情触发，恋爱到白热的程度，比开头就相好的又自不同了。
金树伯是焕之中学时代的同学，彼此颇说得来。树伯毕业后回乡间去管理田产，两人就难得见面。但隔一个半个月总通一回信，也与常常晤见无异。到这时候，焕之去信的调子忽然一变，由忧郁转为光昌；信中又描写好些理想，有的是正待着手的，有的是渺茫难期的。树伯看了这些信，自然觉得安慰，但也带起"不料焕之要作教育家了"的想头。
树伯的同乡蒋冰如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又是旧家，在乡间虽没什么名目，但是谁都承认他有特殊的地位。当地公立高等小学的校长因事他去时，他就继任了校长。他为什么肯出来当小学校长，一般人当然不很明白，但知道他决不为饭碗，因为他有田有店，而且都不少。
这年年初，学校里要添请一个级任教员，树伯便提起焕之，把他最近两年间的思想行动叙述得又仔细又生动。冰如听得高兴极了，立刻决定请他；并且催促树伯放船去接，说这一点点对于地方的义务是应该尽的。
静听不要响，他们却依然说笑，争骂；他听见自己求救一般的讲说的声音，同时总伴着各种噪音，甚至自己的声音反而消沉在噪音里。他没法，只好停嘴。学生们起初觉得异样，像夏雨收点一般零落地住了声。但随后就是一阵带着戏弄意味的笑。这使焕之发怒了，便把教鞭扬起来，想在不论哪一个身上乱抽一顿（两个伙伴常常这样做，在当时似乎颇有点效验），然而手还没有这种习惯，要抽下去仿佛很不顺，半路里缩住了。只剩又愤慨又悲哀地喃喃斥骂："讨厌的小东西！"
下了课的时候，耳朵里是茶馆一般喧嚷，眼前一片扰乱，好像上演全武行的戏。晴天，灰尘飞进口腔里，上下牙齿磨着，只觉悉刹悉刹；雨天，路上和庭中的烂泥被带进教室，到处都是，踏一步看了三四看，还是没有地方落脚。简直没有个可以安顿的所在！到预备室里坐坐吧（实在是中庭前二门后的一个后轩，狭长的一条，钉一点板，开几扇窗，就算是预备室了），又怕听校长背诵隔夜的马将牌，以及肺病患者咻咻地喘气。他同他们好像语言隔阂的两个国度的人，很艰难地说了一两句日常短语就继续不下去了。同坐在一起而彼此不理睬，不好，又加不喜欢旁听他们的谈话，就只好站在阶沿数那殿顶的瓦楞。
庭中两株桃树开花的时候，阳光带着醉人的暖气，这陈旧的庙宇居然也满蕴着青春。焕之两眼望着那锦样光彩的繁花，四肢百骸酥酥的，软软的；忽觉花枝殿影都浮动起来，——眼泪渗出来了。
于是他独个儿上酒店去喝闷酒。每夜带着七八分酒意回家，矜持着吃晚饭，同父母说话。一躺到床上，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头顶上一盖，再也作不得主了，他总是轻轻地呜咽地哭。他一边哭，一边迷惘地想："人间的苦趣，冠冕的处罚，就是教师生活了！什么时候脱离呢？什么时候脱离呢！"
他实在不敢公然说出"脱离"两个字。父母正在欣慰，儿子有相当的职业了，当然不好说出逆耳的话伤他们的心。此外，又仿佛对谁负了一种责任，突然说不负了，良心上万分过不去。于是当一学年终了时，他设法换了个学校。他希望新境界比较好一点，虽然不是脱离，总不至于像沉沦在那可厌的庙宇里那么痛苦。
然而还是一个样！不过庙宇换了祠堂，同事和学生换了姓名不同的一批罢了。
这一年，他父亲因旧有的肾脏病去世了。摧心地伤痛，担上家计的重负，工作又十二分不如意，他憔悴了；两三年前青年蓬勃的气概，消逝得几乎一丝不剩。回家来与母亲寂寂相对，一个低头，一个叹气，情况真是凄惨。
过了两年，他又换过学校，却遇见了一个值得感佩的同事。那同事是个诚朴的人，担任教师有六七年了，没有一般教师的江湖气；他不只教学生识几个字，还随时留心学生的一举一动，以及体格和心性；他并不这般那般多所指说，只是与学生混在一起，同他们呼笑，同他们奔跑。
有一次，一个学生犯了欺侮同学的过失，颇顽强，那教师问他，他也不认错，也不辩解，只不开口。那教师慈和的眼光对着他，叫他平心静气，想想这样的事情该不该。那学生忽然显出流氓似的凶相说，"不知道！随你怎样处罚就是了！"
"不要这样，这样你以后会自觉懊悔，"那教师握住那学生的颤动的手说。"犯点儿错没有什么要紧，用不着蛮强；只要自己明白，以后再也不会错了。"
这场谈判延长到两点钟之久。结果是学生哭了，自陈悔悟，那教师眼角里也留着感激的泪痕。
焕之看在眼里，不禁对那教师说，用这么多的工夫处理一个学生，未免太辛苦了。
"并不辛苦，我喜欢这样做，"那教师带着满意的微笑说。"而且我很感激他，他相信我，结果听了我的劝告。"
这似乎是十分平常的话，然而当了三数年教师的焕之从没听见过。这一听见叫他的心转了个方向，他原以为自己沉沦在地狱里，谁知竟有人严饰这个地狱，使它成为天堂。自己的青春还在，生命力还丰富，徒然悲伤，有什么意思！就算所处是地狱，倒不如也把它严饰起来吧！
他于是检出从前看过的几本教育书籍，另外又添购了一些；仿效着那个同事的态度来教功课，来对待学生；又时常与那同事讨究教育上的问题和眼前的事实；从这些里头他得到了好些新鲜的浓厚的趣味。有如多年的夫妇，起初不相投合，后来真情触发，恋爱到白热的程度，比开头就相好的又自不同了。
金树伯是焕之中学时代的同学，彼此颇说得来。树伯毕业后回乡间去管理田产，两人就难得见面。但隔一个半个月总通一回信，也与常常晤见无异。到这时候，焕之去信的调子忽然一变，由忧郁转为光昌；信中又描写好些理想，有的是正待着手的，有的是渺茫难期的。树伯看了这些信，自然觉得安慰，但也带起"不料焕之要作教育家了"的想头。
树伯的同乡蒋冰如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又是旧家，在乡间虽没什么名目，但是谁都承认他有特殊的地位。当地公立高等小学的校长因事他去时，他就继任了校长。他为什么肯出来当小学校长，一般人当然不很明白，但知道他决不为饭碗，因为他有田有店，而且都不少。
这年年初，学校里要添请一个级任教员，树伯便提起焕之，把他最近两年间的思想行动叙述得又仔细又生动。冰如听得高兴极了，立刻决定请他；并且催促树伯放船去接，说这一点点对于地方的义务是应该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