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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我问：‘你还听到啥反映了？是不是说饶上都私下里给他送了两套别墅？一套在北京，一套在上海。在上海的那套，说是花了一百多万美元，还是三十年代英国人建的花园别墅。光装修就花了二百来万人民币。有鼻子有眼，说得跟真的似的。拉xx巴倒吧！你也不想想，像饶上都那样老练圆滑的商人，他真要给领导送个啥，能闹腾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反过来，你也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凡是闹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的，一准是口头文学，民间创造，臆想的成分不会少。倒是不少人对他后期行政干预，愣让银行贷给饶上都五个亿，开发那个高档别墅区，又基本上没卖出去多少。让银行背上了个大包袱，挺有意见。但这样的事情，在现阶段很难避免。真的很难避免。这样的失误绝对也不止出现在顾立源一个人身上，也不是顾立源个人的人品问题，更不是他思想境界的问题。如果真要像香港那样实行高官问责制，真去严格追究这种失误的个人责任，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就要倒一大批人，而且是从上到下、各省各地都要倒一大批人，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归结到这些高官个人头上，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因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个人身上。这里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
“‘但是，许多陶里根的老人都告诉我，顾立源在当市长前，不是这样的。原先他也挺聪明挺能干，但也许是因为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干啥都还比较小心谨慎，还知道这世界上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后来后来，整个儿就不对头了，当了市长，尤其是他任市委书记以后，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变化特别大，简直就跟换，个人似的，简直简直怎么说好呢？用他们的原话说，这世界上好像整个儿整个儿就没他不可能的事了。这个反映准确不？’劳爷郑重地问道。
“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还是要劝告你，不要把这问题简单化了。非黑即白，非白即黑.都是不对的。’
“‘那么请你教教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才不至于简单化了？，劳爷挺认真地问道：
“我忙摆摆手答道：‘别说什么教教啊：咱俩谁教谁啊？你要这么说，我可就无地自容了。但我觉得要是能分这样三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就会客观一些，公正一些。一，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位顾代省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请你注意群众反映中提及的一个限制性前提，他们说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也就是说，不少人都注意到，当他调到省里当副省长以后，情况又有好转，甚至是极大的好转：这一点是绝对不应该疏忽的。三，如果说他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确有所变化，甚至我们也承认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也承认因为这些变化，他在决策的推行过程中，酿成了某些失误=他本人固然要为这些失误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就像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的那样，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推给这些高官个人.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我这么说，绝不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担任着一定的领导工作’
“‘按你的意思，应该让谁来承担责任？社会？体制？这是不是太虚了？让纪检和司法部门怎么去追究社会和体制的责任，可能吗？’劳爷立即打断我的话.迟疑地反问道。
“‘当然不应该很虚化地让什么社会和体制来承担责任。’
“‘那让谁来为颐立源他们承担责任？’
“‘你’
“‘我？让我来为他们承担责任？’
“‘还有我。’
“‘你？怎么又扯上你了？’
“‘是我们。我们这些部下、助手。普通工作人员，甚至普通民众。’
“‘你是说要由千千万万普通人来承担这些失误的责任？哈哈’
“‘你别冷笑。我当然不是说，是我们这些人造成了这些失误。但是是我们这些人造就了这些高官们的变化，甚至还可以说促成和造就了他们的某些变态。’
“‘你再说一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造就和促成了他们的变化和变态？是这样吗？我没听错？’
“‘是的。你没听错。’我断然回答道。
“我完全没想到我这个回答竟然会让他感到如此意外和讶异。他一下愣住了，干干地咽了一口唾沫，嘴唇还微微地战栗了一下，但终究没发出声音。由于内心的抗拒和疑惑，眼睛迅速地睁大了，瞠瞠地打量了我好大一会儿，好像在打量一头突然张嘴会说人话的猩猩。后来他再没开口说过话，好像我的那个说法给了他挺大的打击，一时半会儿都没法从这打击中缓过神来似的。我也没再往下说。我不知道自己还应该再说些什么。我并没觉得自己刚才说了什么特别重大的话。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此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会显得那么的震惊。然后默坐了一会儿，他就匆匆告辞了。等他走了后，我独自又呆坐着想了想：劳爷的反应在证明什么？证明他一生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坎坷辛劳后，内心依然还敏感着活跃着、某些部分甚至还在鲜活地脆弱地期待着什么。也许吧而再看看自己周围的人，虽然不一定像劳爷那样‘阅尽沧桑’，但不少人的内心往往早已麻木和世故化了。如果不和自己切身的物质利益挂上钩，他们是不会为一个形而上的议题而动真感情的。不再有激情。不再会激动。那天，我虽然并没有整明白那一刻在劳爷内心里产生的疑惑和抗拒究竟是什么，但我的确看到了一个稀罕的样本，一个人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居然还能拥有一个如此激荡和鲜活的灵魂。隐隐问，这让我受到一种鼓舞和激励。但也要说一句实话，这种鼓舞和激励并没在我这儿延续太长的时间。我们这种人杂事太多，需要去应酬的关系也太多，没过两三个小时，我便恢复了往日的繁忙和‘杂乱’；一两天后，就把这事完全丢在脑后了。直到个把月后，再次接到劳爷的电话，说很想再跟我谈一谈。他的声调沉闷，语速迟缓，给我的感觉好像他还沉陷在那天的‘抗拒和疑惑’中似的。这才让我隐隐约约回想起曾有过那么一次未完的谈话。
“我问他什么时候能来省城？
“他说他这会儿已经在省城了。
“我告诉他，我正忙着。你如果有别的事要办的话，先去办别的事。等办完了别的事，再约时间见面。
“他说此次是专为来跟我‘再谈一谈’的。
“我问他想谈啥？
“他说上一回没谈完呐：得接着谈啊。
“我问他上一回还有啥事没谈完？
“他有点不高兴了。他说你这人咋这样？你丢下这么重要的一句话，怎么转过脸来就忘了呢？
“我想了想，还真想不起来那天我‘丢下’过一句啥话，让他觉得如此不得了，一定要追根溯源地将它谈论到底，便问，真对不起您老人家了，我说过啥，让您如此牵挂不下？
“他说，你操，真是贵人好忘事儿。你说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造就了和促成了像颐立源那些高官们的变化和变态
“我一听他居然在电话里就这么直呼其名地嚷嚷什么‘顾立源的变化、变态’，忙打断了他的话，把他约到办公室来当面谈。
“他如约赶到我办公室。他告诉我.上一回跟我谈了后，回到陶里根，就着手对我谈的那个问题认真做了番调查和思考，他现在觉得，我说的那个话，是有道理的。顾立源在陶里根任职后期思想作风上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使他变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确确实实要归结到某些普通人身上，特别是生活和工作在他身边的那些普通人身上。
“我没想到他竟然是那么一个较真的人.还特地回去做了调查，调查完了还特地来告诉我他调查的结果，就对他哈哈一笑道：‘嗨，这话题完全是我们之间吃饱了喝足了在私下里闲扯淡的。你还真花那工夫去论证呢！至于吗？’没想到.我这句话又冒犯了他。他扔开他那个随身带着的黑色真皮男用手包，站起来，直瞠瞠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又焦躁地来回走了几步，再次在我面前站住，说道：‘闲扯淡的？你觉得你是在跟我闲扯淡？’
“‘我没说我跟你是在闲扯淡。我只说那天我说的话题是个闲扯的话题。’我忙解释。这时我的确有一点感觉到，随着在陶里根待的日子越来越长，劳爷他变得越发固执和偏激。或者说他好走极端也可以。
“‘怎么是个闲扯的话题？当代普通民众在为官者的腐败变质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话题是个闲扯淡的东西？’他略略地眯起眼睛，又略带有一点嘲讽意味地反问我。
“‘我说它是个闲扯话题，并不是说这话题本身没有意义，或者说这话题本身不重要。是说谈论它没有任何现实作用。就算把这问题弄明白了，那又能咋样？法不责众。你还能把所有这些在为官者腐败变质的过程中起了作用的普通民众都弄去“双规”了？不可能也不应该吧？为官者你手中有权。你是强者。你得把捏住自己，不能把责任推到弱势群体那边去’我刚说到这儿，他立即打断了我的话，反驳道：‘我没那个意思要“双规”和处罚普通百姓。但我觉得必须闹明白，顾立源在陶里根时期的变化是怎么形成的。’
“你瞧，又是‘顾立源’。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么拧，那么的死性子，一头扎在‘顾立源有变化’、‘顾立源为什么会变’这些‘泥坑’里出不来了。”
邵长水问：“那天你们没再往下谈？”
“怎么可能不往下谈呢？他根本就不管你感不感兴趣，一个劲儿地把自己的想法腾腾腾地往外倒，给我的感觉，他就是想倾诉。一个多年来内心压抑了许多想法的人，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就拼命往外倾诉；而且还是个患有强迫症的人，完全不管不顾对方和周边环境的反应，只顾自己倾诉。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他精神上有一点变化当时还有点把我吓着了。”
邵长水问：“那天他一直没跟你谈及他到底掌握了顾代省长哪些问题？”
“没有。他一直就在跟我谈那个普通人的责任问题，都有点走火入魔的样子。他说，你别从表面上看.现如今好像大伙都在骂当官的，但一到各自的实际生活中.可以说没有谁不是在围着当官的转的，也很少有人不是去哄着当官、宠着当官、媚着当官的，同时也拼命地利用着当官的他说，由于工作关系，他结识过好几位被公开表彰的‘反腐英雄’。这些同志的现状真是飞机上放鞭炮，响声高远，但在本单位本地区的日子，却都不太好过，有的甚至很不好过。日子好过的也有，但比较少他还说，整个局势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广大群众也都跟着在腐败.大的大捞，小的小捞打不完的假，查不完的伪劣商品，大小煤矿一个接着一个在爆炸，总也制止不住，就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邵长水心里略略地格登了一下.说道：“哎，他老人家怎么能这么看问题？”
“然后他又举了个例子，问我.颐立源在陶里根被宣布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你知道不？
“我问：‘啥事？’
“他说：‘这事你一定知道：’
“我说：‘啥事嘛，快说，别卖关子=’
“他说：‘那天晚问许多人都上颐家去祝贺来着。’
“我说：‘嗨，我还以为是啥惊天大事哩：这又怎么了？祝贺一下，常情常理啊。犯啥党纪国法了？那天晚间我也去了。’
“他说：‘我知道你去了。在那儿一直张罗到天明，帮着沏茶递烟搬板凳的。’
“我说：‘咋的了？你觉得我们这样挺可笑？’
“他忙说：‘没有没有=’
“我说：‘那你说啥呢？’
“他说：‘那一晚上去了多少人？’
“我说：‘那没数。’
“他说：‘一直到天明都有人在他们家门厅里排队等着去作揖磕头哩。’
“我说：‘这没啥稀罕的。顾代省长打小生在陶里根，长在陶里根，他张口叫过人家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阿姨姑姑姐姐的，不计其数。你说，他这么一个土孩子，今天当了自己出生地的父母官，一把手，这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还不乐坏了？上门去道个喜，祝个贺，不应该？’
“他说：‘据我所知，那天晚上，确实去了不少你所说的这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但这一类人基本都没进得了门。一开始还进去了几个，随后市里县里乡里大大小小的头头、市属县属乡属大大小小企业的大大小小的头头和大大小小民企的大大小小的老板都蜂拥而至，各种型号各种颜色的轿车从他家门前的院子里，一直停到外头的大马路上，来了六七个交警在那儿维持秩序。当然要让这些“列宁同志”先进去，你所说的那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就只好在外头露天地里等着了，
“我说：‘你看，你的情报还是不准确吧。一开始确实发生了这情况，但顾立源很快就发现这些普通百姓被挡在门外，他马上让他的夫人出面去接待那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和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
“他说：‘这样的祝贺和道喜差不多持续了十来天。’
“我说：‘这跟顾立源毫无关系。他既没号召、也没组织大伙这么干。’
“他说：‘问题就出在这儿。大伙儿主动地、上赶地、争先恐后地上门去表忠心’“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什么叫表忠心？这是感情！’
“他说：‘哈哈，感情？泰求啊泰求，你拍拍胸口说句良心话，那天晚间来的那些头头脑脑都是出自对新任一把手顾立源同志的感情，才上家来敲这个门的吗？你当时一直在顾立源身边待着，你是听到这些头头脑脑们对顾立源说的那些肉麻话的’
“我问他：‘你又没在场，你怎么知道这些同志说了些啥肉麻话？’
“他立即说：‘我有调查昕得的证言证词。你想看吗？’说着他就要从他那黑皮包里往外掏他的材料。我忙制止了他。我知道凭他的那点本事，要搞到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而那天晚上，来敲顾立源家门的那些同志中.的确有一些人说了一些非常肉麻、非常过分的话。有的说。顾书记，您来当这一把手，陶
里根就算是彻底有了希望了.在您手下。我这副科长，就是一直当到退休，也心甘情愿。有的说，颐书记，总算把您盼来了，我要是这会儿死了，惟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在您的领导下多工作几天，没能多伺候您几天。说这话的同志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而那年顾立源才三十多岁。他一进门，颐立源见是位老同志，忙上前去迎接。这位老同志跌跌撞撞地冲过去，忙把顾立源按住，不让他从椅子上站起，嘴里还说着：您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今天能握到您的手，看到您身子骨这么健朗，我就踏实了：您千万保重，为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保重好您的身子骨”
邵长水吃惊地说道：“这些同志真敢说。那我也在基层待过，我们林场的人可没那么下贱。”
“当然，话也得说回来.即便在陶里根，也不是人人都如此。但在某些圈子里、某些人群中.风气确实是这样这个我以前也是有感觉的听他们说这样的话，看他们做这一号事，心里也是直发毛。比如，我们陶里根市有两位副市级的领导干部，对待顾立源就是这样，开个会啊.上下个台阶啊，他们都会争着上前去搀扶顾立源：尤其是在开常委会.或什么内部碰头会的时候，或者研究完工作，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看到这几位老同志总会情自不自禁地，赶上前去悄悄伸出手去搀顾一把，就像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样。而这些副市级的领导同志年龄都比顾立源要大得多。资格也要比顾老得多。几年前他们都还是顾的顶头上司，都批评过训斥过顾，但到这个份儿上，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恭恭敬敬地伸出手去搀扶顾还有一个例子，也是那天劳爷说的，这事我也知道，说的也是被任命为陶里根市市委书记初期的一档子事。他被任命为市委书记兼市长以后，主要的办公地就从市政府大楼挪到市委大楼去了。那天他正式去市委机关大楼上班。您也去过我们陶里根，政府大楼和市委大楼相隔也就一个街区，直线距离还不到一百米，随便走走，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但那天，市委办公室组织了二十个科级以上干部，统一着装，开着十辆黑壳子奥迪车去市政府大楼去接顾立源，同时又组织了市委机关大楼里所有的工作同志在大楼门前夹道欢迎。当天中午，又以工作餐的名义，在机关食堂摆了近三十桌，为顾接风。那天，因为是中午，下午还要接着上班，顾下令不许给餐桌上上酒，啤酒也不行。同志们纷纷地拿着饮料来向这位新任书记‘敬酒’。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三点也是在那顿接风餐上，有人开始称呼顾立源为‘老板’。从那顿饭以后，市委机关大楼里的人都称呼顾为‘老板’。”
邵长水问：“这些情况劳爷知道不？”
“他全知道。有些事知道得比我还详细。那天跟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津津乐道，说得两眼放光，满脸通红。看起来他在这上面还是狠下了一些工夫的。”
邵长水问：“他花那么些时间调查这干吗？”
“我想他就是要证实，顾立源身上后来发生的所谓的那些‘变化’就是被这些人围出来的。”
邵长水问：“他调查这个，跟他完成去陶里根的基本任务有啥相干？”
“我也这么问过他，你一个老刑警，秘密接受任务了解一个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却去了解他周边的人怎么对待他的。你这不是老公公摸到儿媳妇被窝里，两岔了？”
邵长水问：“他咋回答你的？”
“他说，我不为什么，就是一条，了解真相。我说，你这不是扯淡吗？把一些领导干部发生变化的原因都归结到他周边的那些人身上，他本人就不要负责任了？他说，我没说他本人就不要负责任，但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又一个自己没法选择的圈子里。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明白吗？这一个又一个圈子紧紧地包围着你，渗透着你，催化着你真正是一个又一个！说到这里，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让两只手在身旁展开，就像一只耷拉着翅膀、在绝望中奔跑的老公鸡似的，满脸涨得通红.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无奈忿恨嘲谑、以至还带一点绝望意味的光=而由于这种嘲谑和忿恨，致使他的嘴唇稍稍向上翘起，又略向一旁歪去。脸部的肌肉也在微微地抽搐着。当时真的又一次把我惊住了。‘一个又一个完全是一个又一个。你没这种感觉？‘他怔怔地重复道。在此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他会陷入这样一种精神困境中，仿佛不能自拔。不仅在他那儿没见过.就是在周围许许多多比他年轻、比他生动鲜活的人身上，也没见过这样一种状态=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很难再看到一个‘正常人’还会产生什么‘精神困境’。‘大智不愚地调侃这世界的有之，‘腰缠万贯’而时不时地幽这世界一默教导
这世界一番的也有之，但真正的思虑者已经很少了，而且越来越少。‘正常人’似乎已经不再会为精神上的问题、思想上的问题和信念上的问题产生巨大的困惑了。而劳爷一向以来给我的印象也是聪明、通达又随和，讲究生活又精于工作。老于世故但又比较慎于人事。起码在跟我的交往中我从没觉察过他内心还埋藏着(涌动着)这样一股思虑的暗流=他这种叫嚷是不是一种发泄呢？因为一生的积怨？因为偶尔的‘残缺’？那也不至于激动怨忿到这样的地步，不至于把脸涨得通红，让眼神灼热并呆滞毕竟是一个快要退休的人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和拆不掉的桥？他的这些表现确实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也难以理解”
邵长水问：“您的意思是，您也觉得在陶里根的那段日子里，劳爷整个的人发生了一种让人不大好理解的变化。就像他老说别人在变化一样，他自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对他的死，对他死之前所说的话、听做的事情，在做最后判断前，一定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不能像考虑正常人那样.去对待和考虑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切？是这样吗？我没理解错吧？”
“我也很难说得清我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一段时间来，我的心情真的非常复杂一个老朋友，活生生的，突然不在了死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而且头一天我俩还通过电话。第二天他就死在了汽车轱辘底下。真的让人很难想象”
邵长水忙问：“劳爷死的前一天，您还跟他通过电话？他跟您说什么了？”
“没说啥啊。从语调、声音到谈话内容，都挺正常的。随便聊了几句家常，还问什么时间回省城，让我请他到一家新开的湘菜馆去吃毛氏红烧肉。”
这时，邵长水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赵总队打来的。邵长水立即对寿泰求说了声“对不起”便上门外去接电话。赵总队关注着寿泰求这一回的谈话内容，他问邵长水，这位寿总谈出点啥名堂来了没有？邵长水压低了声音告诉赵五六，不能说一点名堂都没有，但好像跟破案都没啥直接关系。赵五六问，你没觉得他是在跟我们耍滑头吗？邵长水想了想答道，这倒没有。他这回谈的情况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在陶里根那段时间中的劳爷还是有帮助的，就是跟破案的关系稍稍远了一点。赵五六又问，他还准备谈别的吗？邵长水答道，今天好像不会再说什么了。赵五六立即说道，那这样吧，你马上把他打发了，这儿有个女孩要见你。是你约了人家？邵长水一惊，忙说，女孩！这时候我还有心约啥女孩？赵总队，您就别拿我开心了。赵五六笑道，那就是人家想约你哕？邵长水忙说，赵总队，到底咋回子事，您就快说吧。别天上地下、水里火里地瞎搅和了。赵五六依然笑笑道，嗨，谁跟你瞎搅和了？就是有个女孩急着要找你哩。就是那个曹楠邵长水这才松一口气说，是她呀？您早说不就完了。她在总队部呢？她有啥情况要谈？我总觉得这丫头挺神的，按说这样的事，像她这么个小丫头掺和不进来，也不该她掺和。但给我的感觉她掺和得挺厉害挺直接，还老在不该她掺和不该她出现的时候她出现了，掺和进来了。赵五六笑道，你这话算说对了。你知道她今天来找你想谈什么情况吗？她想谈她父亲曹月芳和寿泰求的情况。她说劳爷的死跟这二位有关“什么！劳爷的死跟曹月芳寿泰求有关？”邵长水一震。“所以，如果那位寿总再不想谈啥了，你赶快把他打发了。我这就派人把这位曹姑娘给你送过去，或者你开车过来接也行”邵长水忙说：“她已经在您那儿了，您跟她谈一谈不就得了，何必再把她弄到我这儿来呢？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道手续吗！”赵五六笑道：“银行爆炸案搞出点头绪来了，我这就上厅长那儿汇报去哩。”邵长水忙问：“那案子有线索了？咋样？”赵五六高兴地答道：“你先别急。先跟这位曹姑娘谈了：晚上我们碰个头，把各方面情况都综合一下，看来事情很有进展，形势大好啊。”
邵长水原以为，跟曹楠能谈上一个来小时就很了不得了，就跟赵总队约定晚饭后赶回总队部来参加“碰头会”汇总情况；却没料这场谈话居然整整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等他赶回总队部，已是子夜时分“碰头会”早散了。与会的同志有的回家了，不想回家的则在值班室那个大屋里喝茶、看电视、打牌。(值班室还有个小屋。正经轮值的同志是在那个小屋里守电话，他们当然是不会参与这些余兴活动的；至多，也就偶尔地踱出屋来瞧瞧“战况”而已。)总队的两位副总队长当然不能走，他们也得等邵长水回来，和赵五六一起听他那边的情况汇报，这时也和没回家的那些同志凑在一个牌桌上“拱”着“猪”哩。一俟邵长水的身影和脚步声出现在大屋门外的走廊里，这两位副总队长立马扔掉手中的牌，一边忙摘掉自己脸上贴着的那些长短不一的窄纸条(这是对输者的“处罚”：谁输一把，谁就在自己脸上贴一张纸条).一边冲邵长水嚷嚷道：“吃过饭了没有？咋整那么老长时间呢？赶紧上老赵那屋，都等你半天了。”赵总队在屋里听到他俩这一声吼叫。便迫不及待地迎出来，在办公室门口拦住邵长水就问：“咋样？劳爷的死能跟曹月芳和寿泰求拉扯上关系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件大事。邵长水把曹楠从总队部带走以后，赵五六立即将这个新得到的情况直接向袁厅长做了汇报：袁崇生立即指示.抓紧时间搞清这情况，有任何一点新进展，都要随时报告，而且还告诉赵五六，他今天晚上会一直守在办公室里等候这个“新情况”
“劳爷的死真的跟曹月芳和寿泰求有关系？”未等邵长水坐定，赵五六又问。
“有关系。确实有关系。当然现在这还是曹楠这小丫头的一面之词，还得进一步调查取证核实就说这‘有关系’，也不是那种‘杀人’和‘被杀’那样一种行为者和被行为者的关系。情况要复杂得多。这里还牵扯到究竟怎么定性劳爷的死这个老问题。”邵长水一边说，一边径直上赵总队的“食品库”里取出一盒双份装的葱爆牛肉方便面，熟练地揭去顶盖，取出调味品，哗哗地倒进开水，再把顶盖闷上，这才不无有些疲乏地坐倒在那张很旧的长沙发上，告诉几位领导，他还没吃晚饭。
一位副总队马上说：“那我给食堂打个电话，让他们值夜班的再给你弄点啥吃的？”
邵长水赶紧坐起身，冲着那位副总队长摆摆手说道：“多谢领导关心。就这牛肉面挺好，吃着挺滋润。我瞧那小柜里还有一瓶豆豉辣酱，一会儿，再拌点那玩意儿就齐活儿了。”
另一位副总队长笑道：“你小子倒好伺候，跟头骡子似的，有点料就能拉大磨。”
然后几位领导都不作声了，围着邵长水而坐，只听着他稀里哗啦地一个劲儿地嘬那香喷喷的葱爆牛肉面，只等他吃完这顿已然太晚了的晚饭，来谈曹月芳和寿泰求跟劳爷之死的关系。曹月芳和寿泰求都是劳东林特别信任的人，也都是各自工作岗位上表现相当出色的人，一位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他是一个勤恳的值得信任的工作者和领导者；另一位则是这个高纬度地区的工业大省轴承制造领域冉冉升起的“明星”他的能力和人品，也是有口皆碑的。他们怎么跟劳爷的死扯上关系了呢？而且此话又出自其中一位的亲生女儿之口。她为什么会在这么重大问题上，这么个关键时刻，将自己的父亲置于“万劫不得复生”的地步？
难道他们父女之间存有什么“深仇大恨”？
难道曹月芳和寿泰求真的和劳爷之死有关系？
这时，刑侦总队的这几位领导都静静地等待着邵长水来揭开这张“底牌”
bsp; “我问：‘你还听到啥反映了？是不是说饶上都私下里给他送了两套别墅？一套在北京，一套在上海。在上海的那套，说是花了一百多万美元，还是三十年代英国人建的花园别墅。光装修就花了二百来万人民币。有鼻子有眼，说得跟真的似的。拉xx巴倒吧！你也不想想，像饶上都那样老练圆滑的商人，他真要给领导送个啥，能闹腾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反过来，你也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凡是闹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的，一准是口头文学，民间创造，臆想的成分不会少。倒是不少人对他后期行政干预，愣让银行贷给饶上都五个亿，开发那个高档别墅区，又基本上没卖出去多少。让银行背上了个大包袱，挺有意见。但这样的事情，在现阶段很难避免。真的很难避免。这样的失误绝对也不止出现在顾立源一个人身上，也不是顾立源个人的人品问题，更不是他思想境界的问题。如果真要像香港那样实行高官问责制，真去严格追究这种失误的个人责任，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就要倒一大批人，而且是从上到下、各省各地都要倒一大批人，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归结到这些高官个人头上，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因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个人身上。这里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
“‘但是，许多陶里根的老人都告诉我，顾立源在当市长前，不是这样的。原先他也挺聪明挺能干，但也许是因为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干啥都还比较小心谨慎，还知道这世界上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后来后来，整个儿就不对头了，当了市长，尤其是他任市委书记以后，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变化特别大，简直就跟换，个人似的，简直简直怎么说好呢？用他们的原话说，这世界上好像整个儿整个儿就没他不可能的事了。这个反映准确不？’劳爷郑重地问道。
“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还是要劝告你，不要把这问题简单化了。非黑即白，非白即黑.都是不对的。’
“‘那么请你教教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才不至于简单化了？，劳爷挺认真地问道：
“我忙摆摆手答道：‘别说什么教教啊：咱俩谁教谁啊？你要这么说，我可就无地自容了。但我觉得要是能分这样三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就会客观一些，公正一些。一，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位顾代省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请你注意群众反映中提及的一个限制性前提，他们说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也就是说，不少人都注意到，当他调到省里当副省长以后，情况又有好转，甚至是极大的好转：这一点是绝对不应该疏忽的。三，如果说他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确有所变化，甚至我们也承认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也承认因为这些变化，他在决策的推行过程中，酿成了某些失误=他本人固然要为这些失误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就像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的那样，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推给这些高官个人.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我这么说，绝不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担任着一定的领导工作’
“‘按你的意思，应该让谁来承担责任？社会？体制？这是不是太虚了？让纪检和司法部门怎么去追究社会和体制的责任，可能吗？’劳爷立即打断我的话.迟疑地反问道。
“‘当然不应该很虚化地让什么社会和体制来承担责任。’
“‘那让谁来为颐立源他们承担责任？’
“‘你’
“‘我？让我来为他们承担责任？’
“‘还有我。’
“‘你？怎么又扯上你了？’
“‘是我们。我们这些部下、助手。普通工作人员，甚至普通民众。’
“‘你是说要由千千万万普通人来承担这些失误的责任？哈哈’
“‘你别冷笑。我当然不是说，是我们这些人造成了这些失误。但是是我们这些人造就了这些高官们的变化，甚至还可以说促成和造就了他们的某些变态。’
“‘你再说一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造就和促成了他们的变化和变态？是这样吗？我没听错？’
“‘是的。你没听错。’我断然回答道。
“我完全没想到我这个回答竟然会让他感到如此意外和讶异。他一下愣住了，干干地咽了一口唾沫，嘴唇还微微地战栗了一下，但终究没发出声音。由于内心的抗拒和疑惑，眼睛迅速地睁大了，瞠瞠地打量了我好大一会儿，好像在打量一头突然张嘴会说人话的猩猩。后来他再没开口说过话，好像我的那个说法给了他挺大的打击，一时半会儿都没法从这打击中缓过神来似的。我也没再往下说。我不知道自己还应该再说些什么。我并没觉得自己刚才说了什么特别重大的话。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此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会显得那么的震惊。然后默坐了一会儿，他就匆匆告辞了。等他走了后，我独自又呆坐着想了想：劳爷的反应在证明什么？证明他一生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坎坷辛劳后，内心依然还敏感着活跃着、某些部分甚至还在鲜活地脆弱地期待着什么。也许吧而再看看自己周围的人，虽然不一定像劳爷那样‘阅尽沧桑’，但不少人的内心往往早已麻木和世故化了。如果不和自己切身的物质利益挂上钩，他们是不会为一个形而上的议题而动真感情的。不再有激情。不再会激动。那天，我虽然并没有整明白那一刻在劳爷内心里产生的疑惑和抗拒究竟是什么，但我的确看到了一个稀罕的样本，一个人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居然还能拥有一个如此激荡和鲜活的灵魂。隐隐问，这让我受到一种鼓舞和激励。但也要说一句实话，这种鼓舞和激励并没在我这儿延续太长的时间。我们这种人杂事太多，需要去应酬的关系也太多，没过两三个小时，我便恢复了往日的繁忙和‘杂乱’；一两天后，就把这事完全丢在脑后了。直到个把月后，再次接到劳爷的电话，说很想再跟我谈一谈。他的声调沉闷，语速迟缓，给我的感觉好像他还沉陷在那天的‘抗拒和疑惑’中似的。这才让我隐隐约约回想起曾有过那么一次未完的谈话。
“我问他什么时候能来省城？
“他说他这会儿已经在省城了。
“我告诉他，我正忙着。你如果有别的事要办的话，先去办别的事。等办完了别的事，再约时间见面。
“他说此次是专为来跟我‘再谈一谈’的。
“我问他想谈啥？
“他说上一回没谈完呐：得接着谈啊。
“我问他上一回还有啥事没谈完？
“他有点不高兴了。他说你这人咋这样？你丢下这么重要的一句话，怎么转过脸来就忘了呢？
“我想了想，还真想不起来那天我‘丢下’过一句啥话，让他觉得如此不得了，一定要追根溯源地将它谈论到底，便问，真对不起您老人家了，我说过啥，让您如此牵挂不下？
“他说，你操，真是贵人好忘事儿。你说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造就了和促成了像颐立源那些高官们的变化和变态
“我一听他居然在电话里就这么直呼其名地嚷嚷什么‘顾立源的变化、变态’，忙打断了他的话，把他约到办公室来当面谈。
“他如约赶到我办公室。他告诉我.上一回跟我谈了后，回到陶里根，就着手对我谈的那个问题认真做了番调查和思考，他现在觉得，我说的那个话，是有道理的。顾立源在陶里根任职后期思想作风上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使他变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确确实实要归结到某些普通人身上，特别是生活和工作在他身边的那些普通人身上。
“我没想到他竟然是那么一个较真的人.还特地回去做了调查，调查完了还特地来告诉我他调查的结果，就对他哈哈一笑道：‘嗨，这话题完全是我们之间吃饱了喝足了在私下里闲扯淡的。你还真花那工夫去论证呢！至于吗？’没想到.我这句话又冒犯了他。他扔开他那个随身带着的黑色真皮男用手包，站起来，直瞠瞠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又焦躁地来回走了几步，再次在我面前站住，说道：‘闲扯淡的？你觉得你是在跟我闲扯淡？’
“‘我没说我跟你是在闲扯淡。我只说那天我说的话题是个闲扯的话题。’我忙解释。这时我的确有一点感觉到，随着在陶里根待的日子越来越长，劳爷他变得越发固执和偏激。或者说他好走极端也可以。
“‘怎么是个闲扯的话题？当代普通民众在为官者的腐败变质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话题是个闲扯淡的东西？’他略略地眯起眼睛，又略带有一点嘲讽意味地反问我。
“‘我说它是个闲扯话题，并不是说这话题本身没有意义，或者说这话题本身不重要。是说谈论它没有任何现实作用。就算把这问题弄明白了，那又能咋样？法不责众。你还能把所有这些在为官者腐败变质的过程中起了作用的普通民众都弄去“双规”了？不可能也不应该吧？为官者你手中有权。你是强者。你得把捏住自己，不能把责任推到弱势群体那边去’我刚说到这儿，他立即打断了我的话，反驳道：‘我没那个意思要“双规”和处罚普通百姓。但我觉得必须闹明白，顾立源在陶里根时期的变化是怎么形成的。’
“你瞧，又是‘顾立源’。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么拧，那么的死性子，一头扎在‘顾立源有变化’、‘顾立源为什么会变’这些‘泥坑’里出不来了。”
邵长水问：“那天你们没再往下谈？”
“怎么可能不往下谈呢？他根本就不管你感不感兴趣，一个劲儿地把自己的想法腾腾腾地往外倒，给我的感觉，他就是想倾诉。一个多年来内心压抑了许多想法的人，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就拼命往外倾诉；而且还是个患有强迫症的人，完全不管不顾对方和周边环境的反应，只顾自己倾诉。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他精神上有一点变化当时还有点把我吓着了。”
邵长水问：“那天他一直没跟你谈及他到底掌握了顾代省长哪些问题？”
“没有。他一直就在跟我谈那个普通人的责任问题，都有点走火入魔的样子。他说，你别从表面上看.现如今好像大伙都在骂当官的，但一到各自的实际生活中.可以说没有谁不是在围着当官的转的，也很少有人不是去哄着当官、宠着当官、媚着当官的，同时也拼命地利用着当官的他说，由于工作关系，他结识过好几位被公开表彰的‘反腐英雄’。这些同志的现状真是飞机上放鞭炮，响声高远，但在本单位本地区的日子，却都不太好过，有的甚至很不好过。日子好过的也有，但比较少他还说，整个局势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广大群众也都跟着在腐败.大的大捞，小的小捞打不完的假，查不完的伪劣商品，大小煤矿一个接着一个在爆炸，总也制止不住，就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邵长水心里略略地格登了一下.说道：“哎，他老人家怎么能这么看问题？”
“然后他又举了个例子，问我.颐立源在陶里根被宣布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你知道不？
“我问：‘啥事？’
“他说：‘这事你一定知道：’
“我说：‘啥事嘛，快说，别卖关子=’
“他说：‘那天晚问许多人都上颐家去祝贺来着。’
“我说：‘嗨，我还以为是啥惊天大事哩：这又怎么了？祝贺一下，常情常理啊。犯啥党纪国法了？那天晚间我也去了。’
“他说：‘我知道你去了。在那儿一直张罗到天明，帮着沏茶递烟搬板凳的。’
“我说：‘咋的了？你觉得我们这样挺可笑？’
“他忙说：‘没有没有=’
“我说：‘那你说啥呢？’
“他说：‘那一晚上去了多少人？’
“我说：‘那没数。’
“他说：‘一直到天明都有人在他们家门厅里排队等着去作揖磕头哩。’
“我说：‘这没啥稀罕的。顾代省长打小生在陶里根，长在陶里根，他张口叫过人家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阿姨姑姑姐姐的，不计其数。你说，他这么一个土孩子，今天当了自己出生地的父母官，一把手，这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还不乐坏了？上门去道个喜，祝个贺，不应该？’
“他说：‘据我所知，那天晚上，确实去了不少你所说的这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但这一类人基本都没进得了门。一开始还进去了几个，随后市里县里乡里大大小小的头头、市属县属乡属大大小小企业的大大小小的头头和大大小小民企的大大小小的老板都蜂拥而至，各种型号各种颜色的轿车从他家门前的院子里，一直停到外头的大马路上，来了六七个交警在那儿维持秩序。当然要让这些“列宁同志”先进去，你所说的那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就只好在外头露天地里等着了，
“我说：‘你看，你的情报还是不准确吧。一开始确实发生了这情况，但顾立源很快就发现这些普通百姓被挡在门外，他马上让他的夫人出面去接待那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和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
“他说：‘这样的祝贺和道喜差不多持续了十来天。’
“我说：‘这跟顾立源毫无关系。他既没号召、也没组织大伙这么干。’
“他说：‘问题就出在这儿。大伙儿主动地、上赶地、争先恐后地上门去表忠心’“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什么叫表忠心？这是感情！’
“他说：‘哈哈，感情？泰求啊泰求，你拍拍胸口说句良心话，那天晚间来的那些头头脑脑都是出自对新任一把手顾立源同志的感情，才上家来敲这个门的吗？你当时一直在顾立源身边待着，你是听到这些头头脑脑们对顾立源说的那些肉麻话的’
“我问他：‘你又没在场，你怎么知道这些同志说了些啥肉麻话？’
“他立即说：‘我有调查昕得的证言证词。你想看吗？’说着他就要从他那黑皮包里往外掏他的材料。我忙制止了他。我知道凭他的那点本事，要搞到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而那天晚上，来敲顾立源家门的那些同志中.的确有一些人说了一些非常肉麻、非常过分的话。有的说。顾书记，您来当这一把手，陶
里根就算是彻底有了希望了.在您手下。我这副科长，就是一直当到退休，也心甘情愿。有的说，颐书记，总算把您盼来了，我要是这会儿死了，惟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在您的领导下多工作几天，没能多伺候您几天。说这话的同志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而那年顾立源才三十多岁。他一进门，颐立源见是位老同志，忙上前去迎接。这位老同志跌跌撞撞地冲过去，忙把顾立源按住，不让他从椅子上站起，嘴里还说着：您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今天能握到您的手，看到您身子骨这么健朗，我就踏实了：您千万保重，为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保重好您的身子骨”
邵长水吃惊地说道：“这些同志真敢说。那我也在基层待过，我们林场的人可没那么下贱。”
“当然，话也得说回来.即便在陶里根，也不是人人都如此。但在某些圈子里、某些人群中.风气确实是这样这个我以前也是有感觉的听他们说这样的话，看他们做这一号事，心里也是直发毛。比如，我们陶里根市有两位副市级的领导干部，对待顾立源就是这样，开个会啊.上下个台阶啊，他们都会争着上前去搀扶顾立源：尤其是在开常委会.或什么内部碰头会的时候，或者研究完工作，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看到这几位老同志总会情自不自禁地，赶上前去悄悄伸出手去搀顾一把，就像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样。而这些副市级的领导同志年龄都比顾立源要大得多。资格也要比顾老得多。几年前他们都还是顾的顶头上司，都批评过训斥过顾，但到这个份儿上，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恭恭敬敬地伸出手去搀扶顾还有一个例子，也是那天劳爷说的，这事我也知道，说的也是被任命为陶里根市市委书记初期的一档子事。他被任命为市委书记兼市长以后，主要的办公地就从市政府大楼挪到市委大楼去了。那天他正式去市委机关大楼上班。您也去过我们陶里根，政府大楼和市委大楼相隔也就一个街区，直线距离还不到一百米，随便走走，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但那天，市委办公室组织了二十个科级以上干部，统一着装，开着十辆黑壳子奥迪车去市政府大楼去接顾立源，同时又组织了市委机关大楼里所有的工作同志在大楼门前夹道欢迎。当天中午，又以工作餐的名义，在机关食堂摆了近三十桌，为顾接风。那天，因为是中午，下午还要接着上班，顾下令不许给餐桌上上酒，啤酒也不行。同志们纷纷地拿着饮料来向这位新任书记‘敬酒’。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三点也是在那顿接风餐上，有人开始称呼顾立源为‘老板’。从那顿饭以后，市委机关大楼里的人都称呼顾为‘老板’。”
邵长水问：“这些情况劳爷知道不？”
“他全知道。有些事知道得比我还详细。那天跟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津津乐道，说得两眼放光，满脸通红。看起来他在这上面还是狠下了一些工夫的。”
邵长水问：“他花那么些时间调查这干吗？”
“我想他就是要证实，顾立源身上后来发生的所谓的那些‘变化’就是被这些人围出来的。”
邵长水问：“他调查这个，跟他完成去陶里根的基本任务有啥相干？”
“我也这么问过他，你一个老刑警，秘密接受任务了解一个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却去了解他周边的人怎么对待他的。你这不是老公公摸到儿媳妇被窝里，两岔了？”
邵长水问：“他咋回答你的？”
“他说，我不为什么，就是一条，了解真相。我说，你这不是扯淡吗？把一些领导干部发生变化的原因都归结到他周边的那些人身上，他本人就不要负责任了？他说，我没说他本人就不要负责任，但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又一个自己没法选择的圈子里。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明白吗？这一个又一个圈子紧紧地包围着你，渗透着你，催化着你真正是一个又一个！说到这里，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让两只手在身旁展开，就像一只耷拉着翅膀、在绝望中奔跑的老公鸡似的，满脸涨得通红.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无奈忿恨嘲谑、以至还带一点绝望意味的光=而由于这种嘲谑和忿恨，致使他的嘴唇稍稍向上翘起，又略向一旁歪去。脸部的肌肉也在微微地抽搐着。当时真的又一次把我惊住了。‘一个又一个完全是一个又一个。你没这种感觉？‘他怔怔地重复道。在此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他会陷入这样一种精神困境中，仿佛不能自拔。不仅在他那儿没见过.就是在周围许许多多比他年轻、比他生动鲜活的人身上，也没见过这样一种状态=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很难再看到一个‘正常人’还会产生什么‘精神困境’。‘大智不愚地调侃这世界的有之，‘腰缠万贯’而时不时地幽这世界一默教导
这世界一番的也有之，但真正的思虑者已经很少了，而且越来越少。‘正常人’似乎已经不再会为精神上的问题、思想上的问题和信念上的问题产生巨大的困惑了。而劳爷一向以来给我的印象也是聪明、通达又随和，讲究生活又精于工作。老于世故但又比较慎于人事。起码在跟我的交往中我从没觉察过他内心还埋藏着(涌动着)这样一股思虑的暗流=他这种叫嚷是不是一种发泄呢？因为一生的积怨？因为偶尔的‘残缺’？那也不至于激动怨忿到这样的地步，不至于把脸涨得通红，让眼神灼热并呆滞毕竟是一个快要退休的人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和拆不掉的桥？他的这些表现确实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也难以理解”
邵长水问：“您的意思是，您也觉得在陶里根的那段日子里，劳爷整个的人发生了一种让人不大好理解的变化。就像他老说别人在变化一样，他自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对他的死，对他死之前所说的话、听做的事情，在做最后判断前，一定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不能像考虑正常人那样.去对待和考虑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切？是这样吗？我没理解错吧？”
“我也很难说得清我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一段时间来，我的心情真的非常复杂一个老朋友，活生生的，突然不在了死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而且头一天我俩还通过电话。第二天他就死在了汽车轱辘底下。真的让人很难想象”
邵长水忙问：“劳爷死的前一天，您还跟他通过电话？他跟您说什么了？”
“没说啥啊。从语调、声音到谈话内容，都挺正常的。随便聊了几句家常，还问什么时间回省城，让我请他到一家新开的湘菜馆去吃毛氏红烧肉。”
这时，邵长水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赵总队打来的。邵长水立即对寿泰求说了声“对不起”便上门外去接电话。赵总队关注着寿泰求这一回的谈话内容，他问邵长水，这位寿总谈出点啥名堂来了没有？邵长水压低了声音告诉赵五六，不能说一点名堂都没有，但好像跟破案都没啥直接关系。赵五六问，你没觉得他是在跟我们耍滑头吗？邵长水想了想答道，这倒没有。他这回谈的情况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在陶里根那段时间中的劳爷还是有帮助的，就是跟破案的关系稍稍远了一点。赵五六又问，他还准备谈别的吗？邵长水答道，今天好像不会再说什么了。赵五六立即说道，那这样吧，你马上把他打发了，这儿有个女孩要见你。是你约了人家？邵长水一惊，忙说，女孩！这时候我还有心约啥女孩？赵总队，您就别拿我开心了。赵五六笑道，那就是人家想约你哕？邵长水忙说，赵总队，到底咋回子事，您就快说吧。别天上地下、水里火里地瞎搅和了。赵五六依然笑笑道，嗨，谁跟你瞎搅和了？就是有个女孩急着要找你哩。就是那个曹楠邵长水这才松一口气说，是她呀？您早说不就完了。她在总队部呢？她有啥情况要谈？我总觉得这丫头挺神的，按说这样的事，像她这么个小丫头掺和不进来，也不该她掺和。但给我的感觉她掺和得挺厉害挺直接，还老在不该她掺和不该她出现的时候她出现了，掺和进来了。赵五六笑道，你这话算说对了。你知道她今天来找你想谈什么情况吗？她想谈她父亲曹月芳和寿泰求的情况。她说劳爷的死跟这二位有关“什么！劳爷的死跟曹月芳寿泰求有关？”邵长水一震。“所以，如果那位寿总再不想谈啥了，你赶快把他打发了。我这就派人把这位曹姑娘给你送过去，或者你开车过来接也行”邵长水忙说：“她已经在您那儿了，您跟她谈一谈不就得了，何必再把她弄到我这儿来呢？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道手续吗！”赵五六笑道：“银行爆炸案搞出点头绪来了，我这就上厅长那儿汇报去哩。”邵长水忙问：“那案子有线索了？咋样？”赵五六高兴地答道：“你先别急。先跟这位曹姑娘谈了：晚上我们碰个头，把各方面情况都综合一下，看来事情很有进展，形势大好啊。”
邵长水原以为，跟曹楠能谈上一个来小时就很了不得了，就跟赵总队约定晚饭后赶回总队部来参加“碰头会”汇总情况；却没料这场谈话居然整整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等他赶回总队部，已是子夜时分“碰头会”早散了。与会的同志有的回家了，不想回家的则在值班室那个大屋里喝茶、看电视、打牌。(值班室还有个小屋。正经轮值的同志是在那个小屋里守电话，他们当然是不会参与这些余兴活动的；至多，也就偶尔地踱出屋来瞧瞧“战况”而已。)总队的两位副总队长当然不能走，他们也得等邵长水回来，和赵五六一起听他那边的情况汇报，这时也和没回家的那些同志凑在一个牌桌上“拱”着“猪”哩。一俟邵长水的身影和脚步声出现在大屋门外的走廊里，这两位副总队长立马扔掉手中的牌，一边忙摘掉自己脸上贴着的那些长短不一的窄纸条(这是对输者的“处罚”：谁输一把，谁就在自己脸上贴一张纸条).一边冲邵长水嚷嚷道：“吃过饭了没有？咋整那么老长时间呢？赶紧上老赵那屋，都等你半天了。”赵总队在屋里听到他俩这一声吼叫。便迫不及待地迎出来，在办公室门口拦住邵长水就问：“咋样？劳爷的死能跟曹月芳和寿泰求拉扯上关系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件大事。邵长水把曹楠从总队部带走以后，赵五六立即将这个新得到的情况直接向袁厅长做了汇报：袁崇生立即指示.抓紧时间搞清这情况，有任何一点新进展，都要随时报告，而且还告诉赵五六，他今天晚上会一直守在办公室里等候这个“新情况”
“劳爷的死真的跟曹月芳和寿泰求有关系？”未等邵长水坐定，赵五六又问。
“有关系。确实有关系。当然现在这还是曹楠这小丫头的一面之词，还得进一步调查取证核实就说这‘有关系’，也不是那种‘杀人’和‘被杀’那样一种行为者和被行为者的关系。情况要复杂得多。这里还牵扯到究竟怎么定性劳爷的死这个老问题。”邵长水一边说，一边径直上赵总队的“食品库”里取出一盒双份装的葱爆牛肉方便面，熟练地揭去顶盖，取出调味品，哗哗地倒进开水，再把顶盖闷上，这才不无有些疲乏地坐倒在那张很旧的长沙发上，告诉几位领导，他还没吃晚饭。
一位副总队马上说：“那我给食堂打个电话，让他们值夜班的再给你弄点啥吃的？”
邵长水赶紧坐起身，冲着那位副总队长摆摆手说道：“多谢领导关心。就这牛肉面挺好，吃着挺滋润。我瞧那小柜里还有一瓶豆豉辣酱，一会儿，再拌点那玩意儿就齐活儿了。”
另一位副总队长笑道：“你小子倒好伺候，跟头骡子似的，有点料就能拉大磨。”
然后几位领导都不作声了，围着邵长水而坐，只听着他稀里哗啦地一个劲儿地嘬那香喷喷的葱爆牛肉面，只等他吃完这顿已然太晚了的晚饭，来谈曹月芳和寿泰求跟劳爷之死的关系。曹月芳和寿泰求都是劳东林特别信任的人，也都是各自工作岗位上表现相当出色的人，一位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他是一个勤恳的值得信任的工作者和领导者；另一位则是这个高纬度地区的工业大省轴承制造领域冉冉升起的“明星”他的能力和人品，也是有口皆碑的。他们怎么跟劳爷的死扯上关系了呢？而且此话又出自其中一位的亲生女儿之口。她为什么会在这么重大问题上，这么个关键时刻，将自己的父亲置于“万劫不得复生”的地步？
难道他们父女之间存有什么“深仇大恨”？
难道曹月芳和寿泰求真的和劳爷之死有关系？
这时，刑侦总队的这几位领导都静静地等待着邵长水来揭开这张“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