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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资格的爹提携帮衬的时候，他这位老爹却病倒了，紧接着就病退了。更操蛋的是，他老爹还不是就地病退，而是一脚就退回几千公里以外的老家去了。特别操蛋的是，还把一家老小全办回去了。原先就只不过是邻县的一个副部长，现在又走了，而且全家都走了，跟这儿完全切断了关系。你想啊，他还能留下多少余威、余势、余荫来提携和帮衬他这个儿子？当时他老爹就顾虑到了这一点（姜还是老的辣），执意地要把他也一起办回去。老爹说，全家都走了，我肯定也没多少日子能活的了，剩你自己一个人呆在这么个边远地区求发展，会很难的，还是跟家里人一块儿走吧。他死活不走，说老家的羊肉没法吃，说老家的空气太腻歪人（潮湿），说老家的房子太拥挤街道太弯曲地平线太短小天空太低矮，老家的人瞧外来户都斜着眼等等等等，说了一大堆狗屁理由，总之，不走。果然就独自留了下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一步步走上公社团委书记和镇长的位置、包括跟那位哈采英同志确立非同一般的两性关系等等等等，应该说全靠他自己。正如他老爹临死前给他的评价那样，这小子，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着实不容易啊。我经常在想，假如，也给我这么一个爹，也让我经历他后来经历的这一切，我敢保证自己能干得像他这样见成效吗？我的答复是：不敢。这正是长久以来，每每面对他，我总多多少少会感到一点沮丧，一点自卑，一点忌恨但又没法不让自己敬佩他的主要原因。
几分钟后，他匆匆把那俩家伙打发了，又朝其中一位坐过的那把破椅子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上那儿坐着去，那儿能离他近些；然后一边把那俩推销员“顺便”捎来的一点“见面礼”悉数收拾进自己身后的铁皮柜，一边开门见山地告诉我，镇临时党委昨晚黑里连夜召开了个“紧急会议”一致决定要提拔使用我，调我去冈古拉农场高级中学当校长。“该在你小子底肩膀头上压点儿担子啦，不能让你老那么底悠闲舒坦了。啊？咋样咧？”他锁上铁皮柜柜门，然后回转过身子，让自己那刚开始有一点发福的身子重重地落回到座位上——你想啊，他才比我大多点儿？我瘦得跟麻杆儿似的，他却开始发福了——并端起搪瓷茶缸，啜上一大口浓茶，咕嘟咕嘟地漱了漱嘴，咽下，再掏出一块还不算太脏的手巾，抹去嘴角上那点茶迹，这才斜起眼，很快地瞟了我一眼，微笑起等待我的反应。机关里的人都把他的这绺微笑称作“火狐子般的亲切微笑”意思是说他“狡猾”“聪明”“机灵”假如要用东北话来说，那就是“贼聪明”“贼机灵”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兜得转！”但也有人对他的这种机灵精明劲儿，表示过不同看法。比如一位领导过他多年的老同志，就说过这样的话：“这小子咧，但凡能再学得憨厚点儿，肚子里莫长恁些弯弯肠子，那，这会儿，他最起码底，也得在副县长那把交椅上坐着底咧。”这话，许多人都信。官场上也许就是这样，不聪明不行，太聪明了也不行。最好的选择是让自己聪明得非常“憨厚”
对于他突然间向我宣布的这个任命，我的心狂跳不已，一口气顿时也就憋在了胸膛里。让我去冈古拉当“高级中学校长”“中学校长”哈哈，真他妈的好听。前边我已经捎带着跟你们把冈古拉描述过一番，是的，冈古拉就是这么一个狗不啃骡不蹶，连公猪都懒得往上爬的糟心地儿，更别再说什么“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之类的狗屁气话了。整个高地绵延起伏在一片由盐化草甸土、氯化物硫酸盐碱土和青黑色戈壁片石、乳白色细砾石、焦黄色大小沙包、深浅莫测的苇湖沼泽、还有那些苦豆子、骆驼刺、铃铛刺、梭梭、芨芨、琵琶柴和旱獭黄羊野兔一起构成的荒原之上。只有较少一点让人瞧着比较舒心的灰漠土。这灰漠土上办起了一个农场。整个农场只有两千来人。两千来人只拥有两部外线电话（其余的都属于那种“场内分机”）。也就是说，在那么一个遥远偏僻的角落里，两千来个活人只能靠两部电话机跟外部世界沟通。而这两部电话机还都处在场长同志的直接控制下：一部安装在他办公室，一部安装在他家。也就是说，在冈古拉，不经这位场长同志点头批准，任何人都别想接近这两部电话机，更别说用它跟外界联络了。而惟一的公路交通，是十天一趟的长途班车。惟一的邮路来往，是七天一趟的邮班。要我去执掌的那所所谓的“高级中学”就隶属这个狗屁不是的农场。整所“高中”只有三十六个学生这就是对我的“提拔重用”？就是“往我肩膀头上压担子”？真谢谢了！谢了我竭力镇静下微微颤栗起来的身子，尽量不动声色地去打量镇长同志，希望从他脸上那绺正在消失的“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中，能得到证实，这所谓的“提拔重用”只不过是他闲来无事跟我开的一个无聊“玩笑”而已。但打量结果却明确地告诉我，这不是玩笑。这是真事儿。他们是真的在把我往那棵“歪脖子树”上吊啊。
“收拾收拾，明天黑早动身。镇里派车送你。”他说。
“干吗恁急？又不赶着去救火。”我赶紧问。
“告诉司机，车走西坝河子黄沙梁那条路。晚上歇三五零八兵站。已经跟那边打过招呼了。他们负责接待。”他又说。
“干吗非得歇三五零八？”我又问。
“一会儿就去组织组把调动手续办了。”他又说。
“我从来没当过教师。这一下子，急不棱登地就让我当校长是不是是不是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我试着再问，想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这任命推托了。
“还有啥问题没有？”说着，他居然站起来要走了。
操！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直奔头顶上去了。什么叫“还有啥问题”？我提的所有问题，你一个都还没回答哩。还有啥问题？！我呆站在那儿，直愣愣地看着他。他却已经走到铁皮柜旁边，从楔在土墙上的那根粗大木钉上，去取他那件狐皮领大衣和那顶剪绒皮帽了。“小伙子，咋底啦？走啊走啊，我还有事哩。”他催促着，以为自己在打发另一个土鳖推销员哩！
老资格的爹提携帮衬的时候，他这位老爹却病倒了，紧接着就病退了。更操蛋的是，他老爹还不是就地病退，而是一脚就退回几千公里以外的老家去了。特别操蛋的是，还把一家老小全办回去了。原先就只不过是邻县的一个副部长，现在又走了，而且全家都走了，跟这儿完全切断了关系。你想啊，他还能留下多少余威、余势、余荫来提携和帮衬他这个儿子？当时他老爹就顾虑到了这一点（姜还是老的辣），执意地要把他也一起办回去。老爹说，全家都走了，我肯定也没多少日子能活的了，剩你自己一个人呆在这么个边远地区求发展，会很难的，还是跟家里人一块儿走吧。他死活不走，说老家的羊肉没法吃，说老家的空气太腻歪人（潮湿），说老家的房子太拥挤街道太弯曲地平线太短小天空太低矮，老家的人瞧外来户都斜着眼等等等等，说了一大堆狗屁理由，总之，不走。果然就独自留了下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一步步走上公社团委书记和镇长的位置、包括跟那位哈采英同志确立非同一般的两性关系等等等等，应该说全靠他自己。正如他老爹临死前给他的评价那样，这小子，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着实不容易啊。我经常在想，假如，也给我这么一个爹，也让我经历他后来经历的这一切，我敢保证自己能干得像他这样见成效吗？我的答复是：不敢。这正是长久以来，每每面对他，我总多多少少会感到一点沮丧，一点自卑，一点忌恨但又没法不让自己敬佩他的主要原因。
几分钟后，他匆匆把那俩家伙打发了，又朝其中一位坐过的那把破椅子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上那儿坐着去，那儿能离他近些；然后一边把那俩推销员“顺便”捎来的一点“见面礼”悉数收拾进自己身后的铁皮柜，一边开门见山地告诉我，镇临时党委昨晚黑里连夜召开了个“紧急会议”一致决定要提拔使用我，调我去冈古拉农场高级中学当校长。“该在你小子底肩膀头上压点儿担子啦，不能让你老那么底悠闲舒坦了。啊？咋样咧？”他锁上铁皮柜柜门，然后回转过身子，让自己那刚开始有一点发福的身子重重地落回到座位上——你想啊，他才比我大多点儿？我瘦得跟麻杆儿似的，他却开始发福了——并端起搪瓷茶缸，啜上一大口浓茶，咕嘟咕嘟地漱了漱嘴，咽下，再掏出一块还不算太脏的手巾，抹去嘴角上那点茶迹，这才斜起眼，很快地瞟了我一眼，微笑起等待我的反应。机关里的人都把他的这绺微笑称作“火狐子般的亲切微笑”意思是说他“狡猾”“聪明”“机灵”假如要用东北话来说，那就是“贼聪明”“贼机灵”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兜得转！”但也有人对他的这种机灵精明劲儿，表示过不同看法。比如一位领导过他多年的老同志，就说过这样的话：“这小子咧，但凡能再学得憨厚点儿，肚子里莫长恁些弯弯肠子，那，这会儿，他最起码底，也得在副县长那把交椅上坐着底咧。”这话，许多人都信。官场上也许就是这样，不聪明不行，太聪明了也不行。最好的选择是让自己聪明得非常“憨厚”
对于他突然间向我宣布的这个任命，我的心狂跳不已，一口气顿时也就憋在了胸膛里。让我去冈古拉当“高级中学校长”“中学校长”哈哈，真他妈的好听。前边我已经捎带着跟你们把冈古拉描述过一番，是的，冈古拉就是这么一个狗不啃骡不蹶，连公猪都懒得往上爬的糟心地儿，更别再说什么“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之类的狗屁气话了。整个高地绵延起伏在一片由盐化草甸土、氯化物硫酸盐碱土和青黑色戈壁片石、乳白色细砾石、焦黄色大小沙包、深浅莫测的苇湖沼泽、还有那些苦豆子、骆驼刺、铃铛刺、梭梭、芨芨、琵琶柴和旱獭黄羊野兔一起构成的荒原之上。只有较少一点让人瞧着比较舒心的灰漠土。这灰漠土上办起了一个农场。整个农场只有两千来人。两千来人只拥有两部外线电话（其余的都属于那种“场内分机”）。也就是说，在那么一个遥远偏僻的角落里，两千来个活人只能靠两部电话机跟外部世界沟通。而这两部电话机还都处在场长同志的直接控制下：一部安装在他办公室，一部安装在他家。也就是说，在冈古拉，不经这位场长同志点头批准，任何人都别想接近这两部电话机，更别说用它跟外界联络了。而惟一的公路交通，是十天一趟的长途班车。惟一的邮路来往，是七天一趟的邮班。要我去执掌的那所所谓的“高级中学”就隶属这个狗屁不是的农场。整所“高中”只有三十六个学生这就是对我的“提拔重用”？就是“往我肩膀头上压担子”？真谢谢了！谢了我竭力镇静下微微颤栗起来的身子，尽量不动声色地去打量镇长同志，希望从他脸上那绺正在消失的“火狐子般亲切的微笑”中，能得到证实，这所谓的“提拔重用”只不过是他闲来无事跟我开的一个无聊“玩笑”而已。但打量结果却明确地告诉我，这不是玩笑。这是真事儿。他们是真的在把我往那棵“歪脖子树”上吊啊。
“收拾收拾，明天黑早动身。镇里派车送你。”他说。
“干吗恁急？又不赶着去救火。”我赶紧问。
“告诉司机，车走西坝河子黄沙梁那条路。晚上歇三五零八兵站。已经跟那边打过招呼了。他们负责接待。”他又说。
“干吗非得歇三五零八？”我又问。
“一会儿就去组织组把调动手续办了。”他又说。
“我从来没当过教师。这一下子，急不棱登地就让我当校长是不是是不是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我试着再问，想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这任命推托了。
“还有啥问题没有？”说着，他居然站起来要走了。
操！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直奔头顶上去了。什么叫“还有啥问题”？我提的所有问题，你一个都还没回答哩。还有啥问题？！我呆站在那儿，直愣愣地看着他。他却已经走到铁皮柜旁边，从楔在土墙上的那根粗大木钉上，去取他那件狐皮领大衣和那顶剪绒皮帽了。“小伙子，咋底啦？走啊走啊，我还有事哩。”他催促着，以为自己在打发另一个土鳖推销员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