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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花了十倍。我也能理解付延军，他不过就是一个管帐的，谁管他要能不给呢！
“好了，这个月就这样了，银子花了的我也就不追究了，相信你们都认为花的有理，我建议建立一个学术评审委员会和一个基金委员会，学术评审委员会由各院的院长担任，至于基金委员会由捐助大学款项的各个东家组成。此后每一个研究项目的立项和拨款必须经过这个学术评审委员会半数以上的人通过，才能呈报给基金委员会，基金委员会再经过半数以上的人数同意才能拨款，从下个月开始实施。对于这之前申请的研究项目，现在开始由学术评审委员会逐个清查，对那些没有意义的研究项目，马上停止，收回资金。”由不得他们不同意，我才是这所大学最大的股东，再说这是节省资金最好的办法，朝鲜并不富裕，尤其是接受了那么多的移民，财政已经显得有些紧张了，并且这些移民还在不断的乘船涌来。
确定了这个标准以后，平壤大学的日常开销开始小了起来，研究方向开始偏重于商用和军用领域，尤其是军用得到了我的大力支持，有些研究项目尽管没有通过但是假如我发现其有研究价值会额外的拨资金支持，那些发现我有这个偏好的人更是投我所好，将精力都偏重于军事。这大概是源于我最开始为了鼓励研究而推行的一项政策，就是凡是获得资助的项目，主持者都会得到5%10%不等的提成作为奖励，在银子面前大多人不能免俗，尤其是这些读书人，挣钱的本事不大，花钱的本事不小，一直都清贫的书生们此刻都红了眼，想从中为自己谋得一些好处，毕竟这是名利双收的好事。
学术评审委员会的出现遏制了这种现象的愈演愈烈，仿照现代研究课题的申请方法和标准，我制定了研究项目申请标准，侧重于实用，但是对基础学科的研究也有一些倾斜政策。对于那些学习成绩好，具有钻研精神的学生，建立了奖学金制度给予鼓励，这样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本来这时的教育就不成体系，也没有办法成体系，基础太薄弱了，几乎所有学科都要从头开始，前人可以借鉴的少之又少。
中国在古代有什么科技？记得竺可桢先生早就指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指南针只能算是发现，因为那本来就是存在的真理，中国人比西方人多发现了那么多年，但是没有用罗盘和指南针去开创航海时代，而是任凭道士装神弄鬼的看风水；火药就更是歪打正着了（我就不用说了吧，也不好意思说）；造纸和印缩虽然比西方早，但是印刷出来的书大多都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很少来宣传和传播科学知识。其他的能拿上台面的那点东西也都是在生产中积累的经验（中国发展了几千年还能没点经验的积累？），根本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公理、定理体系（这一体系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在西方建立起来了），更别说建立在这一体系上的科学了。在传统汉文化中，一切与科技有关的东西只能算是拙虫小技，文章才是千古大事。
要改变这些哪是一着一夕的事啊，这才是大学杂乱无章，没有套路的根本原因，因为没有套路可寻所以才四处乱闯，摸着石头过河，研究项目的申请制度无疑的对科学体系化产生了良好的作用，每个项目申请前必须对其可行性，和前人所作的工作进行调查，这无形中将从前看似不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使之脉络逐渐清晰，并且以书面的形式进行记录和总结，资料多了，各学科的雏形也就开始渐渐的形成，分工不断精细，原始和化学、物理、生物、地理等学科呼之欲出。
其实前人的经验和技术真的是很丰富，只是国人一直不重视纪录和发掘，致使很多技艺失传，这无非是儒学对各种其他学科的敌视和排斥，当然了平壤大学也是有这么一些人存在的，自命清高顽固不化者我也有办法对付，你不是喜欢鼓吹么，你不是安于清贫么，那么我就随你的心愿，凡是这些人所申请的研究项目，我几乎一概不予批准，那些参与其中的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少之又少。
纯粹生活与精神世界的人是不存在的，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学生，很少能有人抵得过丰厚的奖励的。没有多少时间，这些儒家八股的坚实信徒们都开始了动摇，随后出现的“变节”与此同时我树立了李之藻这个典型。亚里士多德虽然经常胡说，但是让他说对的地方也是不少，尤其是他的逻辑演绎理论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所以我拨了专款资助李之藻明理探的翻译工作。李之藻所获得的名理探是1611年在德国印行的，全书二十五篇，此前李之藻只翻译了前十篇。在我的资助下，李之藻聚集和很多学生来和他一起推敲和翻译这本明理探，并且请来了汤若望和傅泛际。这个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争论和讨论的过程，对于很多眼里士多的谬论都进行了修正，对于所有参与这次翻译的人自然是优惠多多了，将那些成天还在背八股的学生羡慕的不得了，纷纷另投师门。
在平然大学我不反对任何学说，但是明显的我的资助是有倾向性的，所以日子一长很多不受我抬进的东西逐渐的没落，虽然说学术是神圣的我不应该厚此薄彼，可是我还是这样做了，其实这样总比强令取消要好的很多。
可以说“名理探”是一门工具科学。虽然经典的三段论概念、判断、推理对有些问题不太和用，但是对大多数问题还是有用的，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平壤大学能够在短时间内在数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且将这种成果逐渐应用于实践。
足花了十倍。我也能理解付延军，他不过就是一个管帐的，谁管他要能不给呢！
“好了，这个月就这样了，银子花了的我也就不追究了，相信你们都认为花的有理，我建议建立一个学术评审委员会和一个基金委员会，学术评审委员会由各院的院长担任，至于基金委员会由捐助大学款项的各个东家组成。此后每一个研究项目的立项和拨款必须经过这个学术评审委员会半数以上的人通过，才能呈报给基金委员会，基金委员会再经过半数以上的人数同意才能拨款，从下个月开始实施。对于这之前申请的研究项目，现在开始由学术评审委员会逐个清查，对那些没有意义的研究项目，马上停止，收回资金。”由不得他们不同意，我才是这所大学最大的股东，再说这是节省资金最好的办法，朝鲜并不富裕，尤其是接受了那么多的移民，财政已经显得有些紧张了，并且这些移民还在不断的乘船涌来。
确定了这个标准以后，平壤大学的日常开销开始小了起来，研究方向开始偏重于商用和军用领域，尤其是军用得到了我的大力支持，有些研究项目尽管没有通过但是假如我发现其有研究价值会额外的拨资金支持，那些发现我有这个偏好的人更是投我所好，将精力都偏重于军事。这大概是源于我最开始为了鼓励研究而推行的一项政策，就是凡是获得资助的项目，主持者都会得到5%10%不等的提成作为奖励，在银子面前大多人不能免俗，尤其是这些读书人，挣钱的本事不大，花钱的本事不小，一直都清贫的书生们此刻都红了眼，想从中为自己谋得一些好处，毕竟这是名利双收的好事。
学术评审委员会的出现遏制了这种现象的愈演愈烈，仿照现代研究课题的申请方法和标准，我制定了研究项目申请标准，侧重于实用，但是对基础学科的研究也有一些倾斜政策。对于那些学习成绩好，具有钻研精神的学生，建立了奖学金制度给予鼓励，这样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本来这时的教育就不成体系，也没有办法成体系，基础太薄弱了，几乎所有学科都要从头开始，前人可以借鉴的少之又少。
中国在古代有什么科技？记得竺可桢先生早就指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指南针只能算是发现，因为那本来就是存在的真理，中国人比西方人多发现了那么多年，但是没有用罗盘和指南针去开创航海时代，而是任凭道士装神弄鬼的看风水；火药就更是歪打正着了（我就不用说了吧，也不好意思说）；造纸和印缩虽然比西方早，但是印刷出来的书大多都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很少来宣传和传播科学知识。其他的能拿上台面的那点东西也都是在生产中积累的经验（中国发展了几千年还能没点经验的积累？），根本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公理、定理体系（这一体系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在西方建立起来了），更别说建立在这一体系上的科学了。在传统汉文化中，一切与科技有关的东西只能算是拙虫小技，文章才是千古大事。
要改变这些哪是一着一夕的事啊，这才是大学杂乱无章，没有套路的根本原因，因为没有套路可寻所以才四处乱闯，摸着石头过河，研究项目的申请制度无疑的对科学体系化产生了良好的作用，每个项目申请前必须对其可行性，和前人所作的工作进行调查，这无形中将从前看似不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使之脉络逐渐清晰，并且以书面的形式进行记录和总结，资料多了，各学科的雏形也就开始渐渐的形成，分工不断精细，原始和化学、物理、生物、地理等学科呼之欲出。
其实前人的经验和技术真的是很丰富，只是国人一直不重视纪录和发掘，致使很多技艺失传，这无非是儒学对各种其他学科的敌视和排斥，当然了平壤大学也是有这么一些人存在的，自命清高顽固不化者我也有办法对付，你不是喜欢鼓吹么，你不是安于清贫么，那么我就随你的心愿，凡是这些人所申请的研究项目，我几乎一概不予批准，那些参与其中的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少之又少。
纯粹生活与精神世界的人是不存在的，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学生，很少能有人抵得过丰厚的奖励的。没有多少时间，这些儒家八股的坚实信徒们都开始了动摇，随后出现的“变节”与此同时我树立了李之藻这个典型。亚里士多德虽然经常胡说，但是让他说对的地方也是不少，尤其是他的逻辑演绎理论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所以我拨了专款资助李之藻明理探的翻译工作。李之藻所获得的名理探是1611年在德国印行的，全书二十五篇，此前李之藻只翻译了前十篇。在我的资助下，李之藻聚集和很多学生来和他一起推敲和翻译这本明理探，并且请来了汤若望和傅泛际。这个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争论和讨论的过程，对于很多眼里士多的谬论都进行了修正，对于所有参与这次翻译的人自然是优惠多多了，将那些成天还在背八股的学生羡慕的不得了，纷纷另投师门。
在平然大学我不反对任何学说，但是明显的我的资助是有倾向性的，所以日子一长很多不受我抬进的东西逐渐的没落，虽然说学术是神圣的我不应该厚此薄彼，可是我还是这样做了，其实这样总比强令取消要好的很多。
可以说“名理探”是一门工具科学。虽然经典的三段论概念、判断、推理对有些问题不太和用，但是对大多数问题还是有用的，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平壤大学能够在短时间内在数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且将这种成果逐渐应用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