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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我从学校回来，发现房间全变了样。阿爷把我那间小屋和自己的大屋调换了，并把一切贵重摆设全留在这间屋里。
“你做啥，阿爷？”我吃惊地问。
“你以后住这间房吧。这房子好。”
我当然知道“好”
“可是——阿爷你常常写字画画，那间房连纸也铺不开的！”
“没关系。你小人要光线好，有太阳，不然身体不好的”老头儿迂迂道道地说。
我还看见，阿爷那个惟一没被抄走的红木书案如今已放上我的文具，和一面小红镜子。桌上插一把鲜花，大概是从菜市场买回来的。为了使我昨夜那迷乱中的许诺成为事实，他得把一切都弄得更牢靠些。
我并不因此高兴。他这样讨好我使我无法忍受。
以后的日子，我虽然一口咬定绝不离开阿爷，但又时时让老头儿明白，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付出极大牺牲的。我想，接到“入伍通知书”我决不看它，马上撕掉。
但我没有做得那样爽快。一张决定我命运的纸真的来了，我顿时觉得阿爷不是那样重要了。
我开始像耗子搬家那样，一点一点地往外运东西，把要带走的行李分批藏在同学家。我表面上和阿爷照常度日，哄他高兴，直到最后的时间他仍蒙在鼓里。我一边蒙骗他，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卑鄙东西。和阿爷度过的最后一晚，我记得很牢。他买了我最爱吃的小鲫鱼，一边用油煎一边说：“还是不去军队好，军队哪里来鱼吃，噢？”
我心不在焉，在盘算当夜怎样逃走。第二天傍晚，从上海始发的火车上坐着穿新军装的我。火车驶过我生长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时，我脖子都拧酸了。我想在那一片挤挤撞撞、灰乎乎的房子群里，找到阿爷踽踽孤行的身影。阿爷他这时候在做什么？他一定已看完那封残酷的信了。他伤心得晚饭也忘了吃吧？他会孤单单地坐在窗前，看着天黑下来，再看着天亮起来，然后，这样孤单单地走出这个世界。
我看见自己的泪水急速地顺着车窗玻璃淌下来。我真是混账得可以。我对不住我的老阿爷。同行的新兵发现我在猛烈抽泣。他们奇怪，在上海站辞别父母时，我并无悲痛；此时为何哭得这样不顾害臊？
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我有这样一个阿爷。几年来，我一次也未提到过这个非血缘关系的祖父。我一想到他，心就会疼起来。似乎我这么年来都欠着他的情分。不光我，我的父母，这个世界的一切人，包括阿奶都欺负过他。他的懦弱和谦让使所有人都感到他好欺负。他是习惯于被人拿捏的，我那个厚道的老阿爷啊。
我对他欠下的，是我永远无法偿还的。
他们步调一致地往前走。担架上是我。由于他们步子均匀，担架颤悠得十分优美。如果以为我这会儿躺着，让人抬着很好受，那就错了。清新的空气使我清醒地体会着人原来是由二百零八块骨头拼装的；而我呢，其中的一些或许永远拼不拢了。那些骨头的碎裂处在肿胀淤血，在夹板的钳制下变得僵硬而麻木。我的肢体好像先于我的大脑死去。这种僵硬和麻木的感觉使我真切地悲伤；我为我死去的肢体悲伤。我曾经是完整的，皮肤上没有一个疤痕；我的骨骼柔韧，神经丰富；在每一平方厘米的表皮上有着六百来个汗腺，七十尺左右的神经纤维，一千个神经末梢，六十个毛囊，那些粗粗细细的血管加起来，有十多尺长——可这些东西已统统死去了。对我没用了，首先因为我对它们没用了。
可他们还在起劲地跑，卖命地跑。孙煤，你疯了，这样跑不等把我抬上火车，你就得趴下。刚才他们从一个巡道工嘴里得知，半小时后有班火车，他们就打起精神跑起来，其实此地离火车站还有好几公里，难道他们真以为这样傻跑能追上火车？
一切都是无谓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我在一点一点死掉。死亡从我的末梢一点一点往上移，我咀拦不住它。远远的山坳里，有一点浅红。我断定谁也看不出那红色，除了我。
他们要这样跑，我也没办法。孙煤勾头缩颈地跑，我真想对她说：得啦，何苦呀。
瞧瞧你干的好事，你怎么同时抓住两个男子不放呢？你再想想，你再美丽，你有天大本事也不能同时把两个男子摆平。我就是趁机插进来的，在你无力设防的时候插进来的。那时不能全怪我，你对高力的钟情使你顾不上徐北方。于是这中间就出现了个不起眼的姑娘——我。我长到十八岁时稍稍有了点模样，但还谈不上魅力。我到现在都搞不清，徐北方是怎样被我赢得的。想知道那年春节，高力用挎兜摩托送你回家后，发生了什么吗？整整一个年三十夜里，我都是和徐北方在一起。我们在马路上——年三十的马路很冷清——散了一夜步。不过要是告诉你，你准不相信，我们除了散步什么也没干。那一夜我对他讲了许多傻话，他听得很吃惊也很感动。我和他是从那一夜开始真正接近和了解的。完全没发生什么你料想中的事。你从一双拖鞋和一把梳子就推断出一个简单明确的故事，你把我想得太恶心了。我很纯洁，并知道他也很纯洁。
那天夜里，我和他谈到拖鞋和梳子的事都笑起来。这种笑看起来是苦笑，实质上另有一层温馨的意思。好像这个天大的冤枉给我们带来一种不可名状的幸运。
我的拖鞋第二次、甚至多次出現在他的床下；而那个蓝肥皂盒也一次次固执地往我这里跑，这真成了神话或者奇案了。孙煤不理我，由最初的愤怒变成冷笑。这大概是她抛下徐北方，去和高力接近的借口吧。高力在孙煤冷淡徐北方的当口，请她上了自己的挎兜摩托。
我和徐北方忍受着众人的白眼和唾弃，只有我们俩心里明白，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的接触纯洁得像天使。可没人相信我们，我们越想表白越没有人听。谁会想到“颗勒”这畜生呢？它又蠢又憨的样子让谁也想不到它那么多鬼花招。
“颗勒”在人群里过得十分无聊，于是生出点子来干预一下人们的生活。它对看大门没什么兴趣了。小半拉儿成天想把它训练成马戏班演员，它学会了爬梯和前滚翻，有次幼儿园小鬼又过来骚扰，大家唆使“颗勒”上，它却兴高采烈扭起十字步来。总之这狗越来越不成器。女兵们已不敢再招惹它，说它眼神色迷迷的。有次洗澡，大伙发现这狗家伙竟贼眉鼠眼趴在窗口上看。它成天忙来忙去，却不干一件好事。有次把鼓槌叼到猪圈，而拌猪食的木棒却出现在高力的总谱台上。高力当着全乐队大发雷霆：不喜欢奏他写的乐曲可以；但谁用这种下流的寓意辱没他，他一定得追查到底。当然，后来搞清了，我的拖鞋和徐北方的肥皂盒就是这畜牲暗中交换的。日子长了，大部分女兵的鞋都被它叼到男宿舍去过，而男兵的东西照例被它叨到女宿舍。有一阵简直弄得所有人疑鬼疑神，似乎每个人操行都有了疑点。
有一天，当“颗勒”乘人不备，又叼走某女兵的鞋时，途中被人截获。原来它整天忙的就是这个：不厌其烦，尽心尽力地撮合人们成双成对。我细细琢磨，发现它这样给我们配对并非毫无道理，它似乎根据某种神秘的信息来干这件事的。大家骂它乱扯皮条，用脚踢它，它却得意地摇头摇尾。不过我还是反对给它吃安眠药。
自从“颗勒”把伊农的一只袜子叼到蔡玲床下，蔡玲再也不抱怨伊农的号吵人了。有一天“颗勒”从马路上跑回来，拖住蔡玲的裤脚，一边发出异样的哼哼。蔡玲踢它打它，它仍不屈不挠地把她往院外拖。它的声音很奇怪，引起了所有人注意，大家都预感到出了什么事。果然，蔡玲很快从马路上奔回来，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伊农撞车了！只见她冲进卫生室，抱着一大团棉花和纱布跑出去。见她抱那么多棉花，人们猜想伊农准是血肉模糊了。大家赶到出事现场，发现地上倒着两辆自行车。原来伊农骑车去修他那把号，与一个进城卖菜的农民迎头撞上了。伊农的几颗门齿包括那颗虎牙正啃在对方的脑门上，牙全部报销，对方脑门也被他啃出个洞。蔡玲用一小团棉花堵在伊农嘴里，一大团棉花捂住那农民的头。伊农满嘴是血，泪流满面；他口齿含糊地说：其他牙碰掉拉倒。那颗心爱的虎牙一掉他就全完了。他的事业完了。他吹号全靠这颗虎牙。蔡玲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一直把伊农架到医院，并一路安慰着他。
我说“颗勒”是聪明勇敢的，但大家立刻对着我哈哈大笑，像是听见了一个傻瓜说胡话。但我坚持我的看法。
就连死了那头猪，也是“颗勒”头一个发现的。一清早，大伙就发现它在出操的队伍里乱窜，情绪很不对头。团支书王掖生摸摸它脑袋，叫它别吵，忽然吃惊地说：“颗勒”在哭！这狗东西哭了！“颗勒”边哭边跑，直奔猪圈，大家这才明白它悲伤的原因。猪死了。虽然“颗勒”天天都要欺负那个笨头笨脑的伙伴，但伙伴长辞于世，还是令它痛不欲生的。它甚至默哀了好几天，谁见它垂头丧气地坐在猪圈里都觉得好笑。
吴太宽为了推销死猪肉，说这只猪根本没病，只是不肯吃食饿死的。过去一直是小周喂它，鬼知道给它吃些什么山珍海味，长得飞快。小周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它总是懒懒地卧在那儿，食倒进槽它上去吸吸鼻子，再看看主人，又卧回去了。另一个炊事员说小周的饲料好像放了佐料，比如盐什么的。吴太宽火了，说：“我还给他放味精呢！死了算毯！”
大概只有“颗勒”明白它伙伴的死因。那个又丑又蠢的家伙或许生前跟它有过交流，所以“颗勒”在空荡荡的猪圈连日沉思。我们无法了解“颗勒”和它的伙伴。猪为何绝食，道理不一定在饲料上。据有关方面研究，猪脑子里的沟回是动物中最多的。人类主要急于吃它的肉，顾不上研究它的思想。这呆东西或许很聪慧很多情也难说。更难说它的厌世是否因感情的失落——它思念小周。人们大大忽略了它的内心因素；对于它，人们的成见是永远不可改变了。但我敢说“颗勒”理解它，可惜的是，无人理解“颗勒”
我不喜欢高力这个人，尽管他长得很神气。他逼着“颗勒”吃一只死老鼠，这事让我反感透了.但他很快博得了一群女孩子的欢心。对他这样有才有貌的男性不生出某种念头，恐怕是身心不正常的女孩子。就算我不正常吧。孙煤自从上了他的摩托，眼睛里添了一些新内容，显得更楚楚动人。我看出这个高级家伙正变着法地向我们班长献殷勤。
孙煤抬着担架机械地在枕木上迈步。看样子她不希望我死。可是我死了对她一点坏处也没有，她不必再为嫉妒烦恼。她这样美丽，不知谁还值得她嫉妒。我吗？我一点也不出众，或说我出众的地方都是缺点，比如我这圆鼓鼓的脑门和这对奇怪的耳朵。
不管她怎样希望我活下去，我还是决定要死。时代需要牺牲者；需要一种忠诚和无私，需要无代价献身来为它提供一个伟大的证明。死去的人总在为活着的人塑造楷模、更新人生观、变换新的奋斗口号、以及为社会创造一种理想的境界。面对我死后将肩负如此重大的使命，我是不能对死有什么迟疑的。不管怎么说，时代需要我献身。时代要英雄。时代需要光荣的点缀和精神的支撑。时代已为我的献身安排妥了，准备了种种荣誉等在那里，假如我变了卦，不死了，这不成了件尴尬的事情？所以我想，孙煤犯不上这样辛苦地奔跑。
尽管我生前平凡、平淡，甚至平庸，我和其他英雄相比太普通了，但最后一着毕竟还算辉煌。我想，我最后的行动肯定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将根据最后印象来给我的一生下定义，于是我普通的经历便有了新解释，有了深刻含意。其实谁也不知道我脑子里曾径转过多少乱七八糟的念头。有一点我还是过硬的：我从不吹牛。就是后来我成了先进人物也没吹过牛。不像彭沙沙，没有一件事她肯老老实实地说出真相。她说她祖母是“老地下党”她父亲和几位叔父是“小地下党”她有位表哥是省革委头头，她可以无上光荣地出入省革委大门等等。
那时彭沙沙已不热衷每早晨扫地冲厕所了，好像她有了更重要的事可干。每星期天她就要我替她梳头，还要我给她修剪刘海和鬓发。按她的要求，我只好把她的头发搞得一团糟。但她端着镜子，挺乐意地做着媚态。她准以为她那样子漂亮极了。我却想：你已经够丑了，没必要非丑得惊世骇俗。她每星期天必定打扮得一塌糊涂后上她表哥家做客。
孙煤也注重打扮起来。她再不穿那件补着假补丁的军装。她的军裤总有两根笔直的线。她的辫梢上出现了两根黑缎带。她打扮得如此漂亮突然邀我逛公园。
要知道，因为“颗勒”的离间，她和我生分了半年，突然对我出奇地好，我大为感动。我和她很快来到公园里。
然后我们碰上一个人：高力。似乎是偶然碰上的。孙煤一见他立刻两颊绯红，又长又黑的眉毛快要飞到鬓角里去了。他俩一谈就投机，马上把我忘得干干净净。我这才明白自己上了班长的闷当。班长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从不爱搬是非。她这一着很聪明，带我来不仅不碍事，反倒安全，万一在公园碰到个熟人什么的，说起来是三个人在一块呀。
我对他们说：你们谈吧，我想看看风景。他俩露出巴不得的神色。
我其实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埋伏下了。这地方种了许多菊花，但常年无人管理，它们已退化成野花了。听说这公园是为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修建的。过去菊花丛里有座诗人的胸像“文革”初期被人拔下来了。可惜这塑像是金属的，怎么也没捣碎。当时有人用绳子拴住“诗人”脖颈，拖到废品店去当铜器卖，废品店不收，说它只是外面镀一层铜，里面是生铁。我发现“诗人”目前的位置仍在花圃中央，不知哪个聪明人把它头朝下栽在泥里，那方方的底座正好相当一张小桌，两个老头在上面画了棋盘格，认真地对弈。我注意到“诗人”的鼻孔正好露出泥土，虽然它被倒栽下去，但还不会憋气。
我不断窥测高力和孙煤。我的班长正埋头听他倾诉什么。大概尽是些最美妙的语言，隔老远我也看出她听得多么舒坦。盯着他俩干什么？我说不清。好像有个隐约的目的，要替谁看守一件珍贵东西，免得这东西被窃走，或被弄脏。是替徐北方看守孙煤吗？我不愿把这话说得太白。
想到徐北方，我忽然冒出一种暧昧的期望：假如孙煤真被这公子征服可我不希望孙煤落到他手里。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配不上我的班长。他要得到孙煤可太赚啦。
班长，我那时就这么想的。那时我还没有明确的念头要把徐北方趁机夺走。自从我从门缝里看到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找对徐北方的感情复杂极了；嫌恶中含有理解。奇怪的是，强烈的嫌恶并没有阻止我喜欢他，这大概基于我对他事业上的追求有较深的同情和理解吧。你不要否认这一点。尽管你曾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支持他的事业，但你毕竟没有理解过他，或说你远不如我理解他。理解，是我赢得他的惟一本钱吧？你说呢？后来发生的事你不要怪我，那是自然而必然的。从那个年三十的夜晚，我就看出这种趋势。
远远的一道白光生硬地投过来，紧接着是一声汽笛长鸣。
“快！火车来了！”
抬着我的人们下了路基呼哧带喘地跑起来，他们无论如何要把我塞进这列车里。车站还远，我估计他们赛不过火车。可他们顽强地跑着，和火车并排，又被一节节车厢拉下。我在担架上起伏有致地欢快颤动。浑身七零八碎的疼痛真妙不可言。
女。
我从学校回来，发现房间全变了样。阿爷把我那间小屋和自己的大屋调换了，并把一切贵重摆设全留在这间屋里。
“你做啥，阿爷？”我吃惊地问。
“你以后住这间房吧。这房子好。”
我当然知道“好”
“可是——阿爷你常常写字画画，那间房连纸也铺不开的！”
“没关系。你小人要光线好，有太阳，不然身体不好的”老头儿迂迂道道地说。
我还看见，阿爷那个惟一没被抄走的红木书案如今已放上我的文具，和一面小红镜子。桌上插一把鲜花，大概是从菜市场买回来的。为了使我昨夜那迷乱中的许诺成为事实，他得把一切都弄得更牢靠些。
我并不因此高兴。他这样讨好我使我无法忍受。
以后的日子，我虽然一口咬定绝不离开阿爷，但又时时让老头儿明白，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付出极大牺牲的。我想，接到“入伍通知书”我决不看它，马上撕掉。
但我没有做得那样爽快。一张决定我命运的纸真的来了，我顿时觉得阿爷不是那样重要了。
我开始像耗子搬家那样，一点一点地往外运东西，把要带走的行李分批藏在同学家。我表面上和阿爷照常度日，哄他高兴，直到最后的时间他仍蒙在鼓里。我一边蒙骗他，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卑鄙东西。和阿爷度过的最后一晚，我记得很牢。他买了我最爱吃的小鲫鱼，一边用油煎一边说：“还是不去军队好，军队哪里来鱼吃，噢？”
我心不在焉，在盘算当夜怎样逃走。第二天傍晚，从上海始发的火车上坐着穿新军装的我。火车驶过我生长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时，我脖子都拧酸了。我想在那一片挤挤撞撞、灰乎乎的房子群里，找到阿爷踽踽孤行的身影。阿爷他这时候在做什么？他一定已看完那封残酷的信了。他伤心得晚饭也忘了吃吧？他会孤单单地坐在窗前，看着天黑下来，再看着天亮起来，然后，这样孤单单地走出这个世界。
我看见自己的泪水急速地顺着车窗玻璃淌下来。我真是混账得可以。我对不住我的老阿爷。同行的新兵发现我在猛烈抽泣。他们奇怪，在上海站辞别父母时，我并无悲痛；此时为何哭得这样不顾害臊？
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我有这样一个阿爷。几年来，我一次也未提到过这个非血缘关系的祖父。我一想到他，心就会疼起来。似乎我这么年来都欠着他的情分。不光我，我的父母，这个世界的一切人，包括阿奶都欺负过他。他的懦弱和谦让使所有人都感到他好欺负。他是习惯于被人拿捏的，我那个厚道的老阿爷啊。
我对他欠下的，是我永远无法偿还的。
他们步调一致地往前走。担架上是我。由于他们步子均匀，担架颤悠得十分优美。如果以为我这会儿躺着，让人抬着很好受，那就错了。清新的空气使我清醒地体会着人原来是由二百零八块骨头拼装的；而我呢，其中的一些或许永远拼不拢了。那些骨头的碎裂处在肿胀淤血，在夹板的钳制下变得僵硬而麻木。我的肢体好像先于我的大脑死去。这种僵硬和麻木的感觉使我真切地悲伤；我为我死去的肢体悲伤。我曾经是完整的，皮肤上没有一个疤痕；我的骨骼柔韧，神经丰富；在每一平方厘米的表皮上有着六百来个汗腺，七十尺左右的神经纤维，一千个神经末梢，六十个毛囊，那些粗粗细细的血管加起来，有十多尺长——可这些东西已统统死去了。对我没用了，首先因为我对它们没用了。
可他们还在起劲地跑，卖命地跑。孙煤，你疯了，这样跑不等把我抬上火车，你就得趴下。刚才他们从一个巡道工嘴里得知，半小时后有班火车，他们就打起精神跑起来，其实此地离火车站还有好几公里，难道他们真以为这样傻跑能追上火车？
一切都是无谓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我在一点一点死掉。死亡从我的末梢一点一点往上移，我咀拦不住它。远远的山坳里，有一点浅红。我断定谁也看不出那红色，除了我。
他们要这样跑，我也没办法。孙煤勾头缩颈地跑，我真想对她说：得啦，何苦呀。
瞧瞧你干的好事，你怎么同时抓住两个男子不放呢？你再想想，你再美丽，你有天大本事也不能同时把两个男子摆平。我就是趁机插进来的，在你无力设防的时候插进来的。那时不能全怪我，你对高力的钟情使你顾不上徐北方。于是这中间就出现了个不起眼的姑娘——我。我长到十八岁时稍稍有了点模样，但还谈不上魅力。我到现在都搞不清，徐北方是怎样被我赢得的。想知道那年春节，高力用挎兜摩托送你回家后，发生了什么吗？整整一个年三十夜里，我都是和徐北方在一起。我们在马路上——年三十的马路很冷清——散了一夜步。不过要是告诉你，你准不相信，我们除了散步什么也没干。那一夜我对他讲了许多傻话，他听得很吃惊也很感动。我和他是从那一夜开始真正接近和了解的。完全没发生什么你料想中的事。你从一双拖鞋和一把梳子就推断出一个简单明确的故事，你把我想得太恶心了。我很纯洁，并知道他也很纯洁。
那天夜里，我和他谈到拖鞋和梳子的事都笑起来。这种笑看起来是苦笑，实质上另有一层温馨的意思。好像这个天大的冤枉给我们带来一种不可名状的幸运。
我的拖鞋第二次、甚至多次出現在他的床下；而那个蓝肥皂盒也一次次固执地往我这里跑，这真成了神话或者奇案了。孙煤不理我，由最初的愤怒变成冷笑。这大概是她抛下徐北方，去和高力接近的借口吧。高力在孙煤冷淡徐北方的当口，请她上了自己的挎兜摩托。
我和徐北方忍受着众人的白眼和唾弃，只有我们俩心里明白，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的接触纯洁得像天使。可没人相信我们，我们越想表白越没有人听。谁会想到“颗勒”这畜生呢？它又蠢又憨的样子让谁也想不到它那么多鬼花招。
“颗勒”在人群里过得十分无聊，于是生出点子来干预一下人们的生活。它对看大门没什么兴趣了。小半拉儿成天想把它训练成马戏班演员，它学会了爬梯和前滚翻，有次幼儿园小鬼又过来骚扰，大家唆使“颗勒”上，它却兴高采烈扭起十字步来。总之这狗越来越不成器。女兵们已不敢再招惹它，说它眼神色迷迷的。有次洗澡，大伙发现这狗家伙竟贼眉鼠眼趴在窗口上看。它成天忙来忙去，却不干一件好事。有次把鼓槌叼到猪圈，而拌猪食的木棒却出现在高力的总谱台上。高力当着全乐队大发雷霆：不喜欢奏他写的乐曲可以；但谁用这种下流的寓意辱没他，他一定得追查到底。当然，后来搞清了，我的拖鞋和徐北方的肥皂盒就是这畜牲暗中交换的。日子长了，大部分女兵的鞋都被它叼到男宿舍去过，而男兵的东西照例被它叨到女宿舍。有一阵简直弄得所有人疑鬼疑神，似乎每个人操行都有了疑点。
有一天，当“颗勒”乘人不备，又叼走某女兵的鞋时，途中被人截获。原来它整天忙的就是这个：不厌其烦，尽心尽力地撮合人们成双成对。我细细琢磨，发现它这样给我们配对并非毫无道理，它似乎根据某种神秘的信息来干这件事的。大家骂它乱扯皮条，用脚踢它，它却得意地摇头摇尾。不过我还是反对给它吃安眠药。
自从“颗勒”把伊农的一只袜子叼到蔡玲床下，蔡玲再也不抱怨伊农的号吵人了。有一天“颗勒”从马路上跑回来，拖住蔡玲的裤脚，一边发出异样的哼哼。蔡玲踢它打它，它仍不屈不挠地把她往院外拖。它的声音很奇怪，引起了所有人注意，大家都预感到出了什么事。果然，蔡玲很快从马路上奔回来，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伊农撞车了！只见她冲进卫生室，抱着一大团棉花和纱布跑出去。见她抱那么多棉花，人们猜想伊农准是血肉模糊了。大家赶到出事现场，发现地上倒着两辆自行车。原来伊农骑车去修他那把号，与一个进城卖菜的农民迎头撞上了。伊农的几颗门齿包括那颗虎牙正啃在对方的脑门上，牙全部报销，对方脑门也被他啃出个洞。蔡玲用一小团棉花堵在伊农嘴里，一大团棉花捂住那农民的头。伊农满嘴是血，泪流满面；他口齿含糊地说：其他牙碰掉拉倒。那颗心爱的虎牙一掉他就全完了。他的事业完了。他吹号全靠这颗虎牙。蔡玲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一直把伊农架到医院，并一路安慰着他。
我说“颗勒”是聪明勇敢的，但大家立刻对着我哈哈大笑，像是听见了一个傻瓜说胡话。但我坚持我的看法。
就连死了那头猪，也是“颗勒”头一个发现的。一清早，大伙就发现它在出操的队伍里乱窜，情绪很不对头。团支书王掖生摸摸它脑袋，叫它别吵，忽然吃惊地说：“颗勒”在哭！这狗东西哭了！“颗勒”边哭边跑，直奔猪圈，大家这才明白它悲伤的原因。猪死了。虽然“颗勒”天天都要欺负那个笨头笨脑的伙伴，但伙伴长辞于世，还是令它痛不欲生的。它甚至默哀了好几天，谁见它垂头丧气地坐在猪圈里都觉得好笑。
吴太宽为了推销死猪肉，说这只猪根本没病，只是不肯吃食饿死的。过去一直是小周喂它，鬼知道给它吃些什么山珍海味，长得飞快。小周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它总是懒懒地卧在那儿，食倒进槽它上去吸吸鼻子，再看看主人，又卧回去了。另一个炊事员说小周的饲料好像放了佐料，比如盐什么的。吴太宽火了，说：“我还给他放味精呢！死了算毯！”
大概只有“颗勒”明白它伙伴的死因。那个又丑又蠢的家伙或许生前跟它有过交流，所以“颗勒”在空荡荡的猪圈连日沉思。我们无法了解“颗勒”和它的伙伴。猪为何绝食，道理不一定在饲料上。据有关方面研究，猪脑子里的沟回是动物中最多的。人类主要急于吃它的肉，顾不上研究它的思想。这呆东西或许很聪慧很多情也难说。更难说它的厌世是否因感情的失落——它思念小周。人们大大忽略了它的内心因素；对于它，人们的成见是永远不可改变了。但我敢说“颗勒”理解它，可惜的是，无人理解“颗勒”
我不喜欢高力这个人，尽管他长得很神气。他逼着“颗勒”吃一只死老鼠，这事让我反感透了.但他很快博得了一群女孩子的欢心。对他这样有才有貌的男性不生出某种念头，恐怕是身心不正常的女孩子。就算我不正常吧。孙煤自从上了他的摩托，眼睛里添了一些新内容，显得更楚楚动人。我看出这个高级家伙正变着法地向我们班长献殷勤。
孙煤抬着担架机械地在枕木上迈步。看样子她不希望我死。可是我死了对她一点坏处也没有，她不必再为嫉妒烦恼。她这样美丽，不知谁还值得她嫉妒。我吗？我一点也不出众，或说我出众的地方都是缺点，比如我这圆鼓鼓的脑门和这对奇怪的耳朵。
不管她怎样希望我活下去，我还是决定要死。时代需要牺牲者；需要一种忠诚和无私，需要无代价献身来为它提供一个伟大的证明。死去的人总在为活着的人塑造楷模、更新人生观、变换新的奋斗口号、以及为社会创造一种理想的境界。面对我死后将肩负如此重大的使命，我是不能对死有什么迟疑的。不管怎么说，时代需要我献身。时代要英雄。时代需要光荣的点缀和精神的支撑。时代已为我的献身安排妥了，准备了种种荣誉等在那里，假如我变了卦，不死了，这不成了件尴尬的事情？所以我想，孙煤犯不上这样辛苦地奔跑。
尽管我生前平凡、平淡，甚至平庸，我和其他英雄相比太普通了，但最后一着毕竟还算辉煌。我想，我最后的行动肯定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将根据最后印象来给我的一生下定义，于是我普通的经历便有了新解释，有了深刻含意。其实谁也不知道我脑子里曾径转过多少乱七八糟的念头。有一点我还是过硬的：我从不吹牛。就是后来我成了先进人物也没吹过牛。不像彭沙沙，没有一件事她肯老老实实地说出真相。她说她祖母是“老地下党”她父亲和几位叔父是“小地下党”她有位表哥是省革委头头，她可以无上光荣地出入省革委大门等等。
那时彭沙沙已不热衷每早晨扫地冲厕所了，好像她有了更重要的事可干。每星期天她就要我替她梳头，还要我给她修剪刘海和鬓发。按她的要求，我只好把她的头发搞得一团糟。但她端着镜子，挺乐意地做着媚态。她准以为她那样子漂亮极了。我却想：你已经够丑了，没必要非丑得惊世骇俗。她每星期天必定打扮得一塌糊涂后上她表哥家做客。
孙煤也注重打扮起来。她再不穿那件补着假补丁的军装。她的军裤总有两根笔直的线。她的辫梢上出现了两根黑缎带。她打扮得如此漂亮突然邀我逛公园。
要知道，因为“颗勒”的离间，她和我生分了半年，突然对我出奇地好，我大为感动。我和她很快来到公园里。
然后我们碰上一个人：高力。似乎是偶然碰上的。孙煤一见他立刻两颊绯红，又长又黑的眉毛快要飞到鬓角里去了。他俩一谈就投机，马上把我忘得干干净净。我这才明白自己上了班长的闷当。班长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从不爱搬是非。她这一着很聪明，带我来不仅不碍事，反倒安全，万一在公园碰到个熟人什么的，说起来是三个人在一块呀。
我对他们说：你们谈吧，我想看看风景。他俩露出巴不得的神色。
我其实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埋伏下了。这地方种了许多菊花，但常年无人管理，它们已退化成野花了。听说这公园是为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修建的。过去菊花丛里有座诗人的胸像“文革”初期被人拔下来了。可惜这塑像是金属的，怎么也没捣碎。当时有人用绳子拴住“诗人”脖颈，拖到废品店去当铜器卖，废品店不收，说它只是外面镀一层铜，里面是生铁。我发现“诗人”目前的位置仍在花圃中央，不知哪个聪明人把它头朝下栽在泥里，那方方的底座正好相当一张小桌，两个老头在上面画了棋盘格，认真地对弈。我注意到“诗人”的鼻孔正好露出泥土，虽然它被倒栽下去，但还不会憋气。
我不断窥测高力和孙煤。我的班长正埋头听他倾诉什么。大概尽是些最美妙的语言，隔老远我也看出她听得多么舒坦。盯着他俩干什么？我说不清。好像有个隐约的目的，要替谁看守一件珍贵东西，免得这东西被窃走，或被弄脏。是替徐北方看守孙煤吗？我不愿把这话说得太白。
想到徐北方，我忽然冒出一种暧昧的期望：假如孙煤真被这公子征服可我不希望孙煤落到他手里。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配不上我的班长。他要得到孙煤可太赚啦。
班长，我那时就这么想的。那时我还没有明确的念头要把徐北方趁机夺走。自从我从门缝里看到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找对徐北方的感情复杂极了；嫌恶中含有理解。奇怪的是，强烈的嫌恶并没有阻止我喜欢他，这大概基于我对他事业上的追求有较深的同情和理解吧。你不要否认这一点。尽管你曾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支持他的事业，但你毕竟没有理解过他，或说你远不如我理解他。理解，是我赢得他的惟一本钱吧？你说呢？后来发生的事你不要怪我，那是自然而必然的。从那个年三十的夜晚，我就看出这种趋势。
远远的一道白光生硬地投过来，紧接着是一声汽笛长鸣。
“快！火车来了！”
抬着我的人们下了路基呼哧带喘地跑起来，他们无论如何要把我塞进这列车里。车站还远，我估计他们赛不过火车。可他们顽强地跑着，和火车并排，又被一节节车厢拉下。我在担架上起伏有致地欢快颤动。浑身七零八碎的疼痛真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