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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夜晚。除过个把秋虫的聒噪声,天地间一片死气沉沉。远处的山岗黑幢幢地屹立着,月光照出的半面山坡,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显得很荒凉。城市是寂静的,但潜伏着危险。这时间“孙大圣”和“千钧棒”们说不定在每一个角落里活动着。黑夜是属于他们的。
马延雄顺着城墙下的小路,步履蹒跚地走着。好在这地方荒凉,又是夜晚,所以没有什么人,他的精神暂时不那么紧张了。城墙上和小路边长得正茂的苦艾散发出浓烈的味道,直往他鼻孔里钻。多香!他在这秋草丛生的小路上走着,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脊背像背着一捆葛针,疼得万箭钻心。路啊睡啊!你将通向何方?对他这样一个为党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来说,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前途,永远在他个人命运之上。目前社会的现实状况使他不寒而栗:天啊!怎么人民和人民打起来了?群众批他、斗他,他想得通——共产党员嘛,怕群众批评还行?可是,怎么坏人也赶来斗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这成了什么社会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他嘴里喃喃地呼喊着: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这情况呀?
他有经验:党的历史上任何群众运动都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最后总是能纠正的。这次运动目前实在是太过火了,但他相信最后也一定能纠正的。眼下,他不因为自己受了罪就怀疑这运动本身的伟大——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啊!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和信赖是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血汗凝结成的,是不可动摇的。他个人挨打也罢,受气也罢,只要这些对党有好处,他也心甘情愿。
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在这场也许是伟大运动的不正常情况中,在这些流血的日子里,应该怎样呢?他想: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原则还不就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勇于为人民群众献身吗?他现在也完全应该这样做。当然,他知道他是当前全县矛盾的焦点,一切灾祸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个人又对现在任何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他只有挨打和被批斗的份。但是,他在内心中要求自己:要在这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尽他的一切可能力量保护人民群众,他汉有胡说、胡表态、胡应承,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考虑,而造成人民群众的不幸。就是这个原则。他这样想着,走着;走着,想着。已经快到城墙的豁口了。出这豁口就到了城外。出豁口下个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现在成了个什么样子呢?他三个月没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路边的草丛里突然嗦嗦地钻出一个人来,一下子扑在他怀里,抱住他“哇”一声哭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凄切而又可怜。他感觉到那个小小的脑袋在他的怀里痉挛地颤抖着!
啊,在月夜的朦胧中,他认出,这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小梅!他伸出两条柘瘦的胳膊,一把把孩子抱起来,他自己跟着又摔倒了——一颗石子正垫在脊背的伤痂上,痛得他几乎大声喊出来。他咬着牙坐起来,头上泌出了一层冷汗。
孩子还在他怀里——她已经顾不上哭了,两只小手在他身上摸索着,一双惊慌的泪眼望着他,嘴里呢喃着:“爸爸!爸爸!跌痛了没?跌痛了没?”
他垂下头,把自己苍白的额头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亲昵地摩擦着。半天,他才说“不要紧,不要紧小梅,告诉爸爸,你怎么一个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了!”
孩牙啜泣着,小嘴唇发着颤,说:“妈妈的胃病又犯,打发我到中学做饭的刘伯伯那里寻几颗止痛片。返回来时,我看见城墙根下过来一个人,我吓了一跳,还当是个讨饭的呢!后来才认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呜呜地哭起来。
两颗泪珠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涌出来了,从白蜡一样的脸颊上淌下来,滴在了孩子的小脸蛋上。
一阵呜咽从他胸脯里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声来!他又把这呜咽咽回到肚子里去了。他枯瘦的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妈妈在家吗?哥哥在家吗?”
“妈妈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哥哥不在了,说划清界线哩,给人家造反派提浆糊桶哩那天你游街,他还喊打倒你哩,可罢了我见他藏到城壕沟里放开声嚎哩”
马延雄鼻子一酸,带着呜咽的声音问:“那谁给你们闹粮闹柴哩”
“粮站不给咱家卖粮了,炭也只剩了一点点,我们一天才吃一顿饭,也吃不下喀我也不敢到学校里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们打我,说我是反革命的女子”
她小小的肩头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那张小脸上滚淌。在那大动乱的十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和父母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担心惊怕中度过童年。马延雄的心像刀绞一般痛楚。他想说几句安慰孩子的话,但他又说什么呢?他枯的手只是神经质地轻轻揪着她小脑袋上的羊角辫,嘴里喃喃地说:“别哭了。小梅,别哭了。爸爸不是回来了”“咣!咣咣咣”一阵敲击金属的响声,突然从城墙的豁口里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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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夜晚。除过个把秋虫的聒噪声,天地间一片死气沉沉。远处的山岗黑幢幢地屹立着,月光照出的半面山坡,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显得很荒凉。城市是寂静的,但潜伏着危险。这时间“孙大圣”和“千钧棒”们说不定在每一个角落里活动着。黑夜是属于他们的。
马延雄顺着城墙下的小路,步履蹒跚地走着。好在这地方荒凉,又是夜晚,所以没有什么人,他的精神暂时不那么紧张了。城墙上和小路边长得正茂的苦艾散发出浓烈的味道,直往他鼻孔里钻。多香!他在这秋草丛生的小路上走着,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脊背像背着一捆葛针,疼得万箭钻心。路啊睡啊!你将通向何方?对他这样一个为党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来说,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前途,永远在他个人命运之上。目前社会的现实状况使他不寒而栗:天啊!怎么人民和人民打起来了?群众批他、斗他,他想得通——共产党员嘛,怕群众批评还行?可是,怎么坏人也赶来斗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这成了什么社会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他嘴里喃喃地呼喊着: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这情况呀?
他有经验:党的历史上任何群众运动都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最后总是能纠正的。这次运动目前实在是太过火了,但他相信最后也一定能纠正的。眼下,他不因为自己受了罪就怀疑这运动本身的伟大——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啊!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和信赖是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血汗凝结成的,是不可动摇的。他个人挨打也罢,受气也罢,只要这些对党有好处,他也心甘情愿。
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在这场也许是伟大运动的不正常情况中,在这些流血的日子里,应该怎样呢?他想: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原则还不就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勇于为人民群众献身吗?他现在也完全应该这样做。当然,他知道他是当前全县矛盾的焦点,一切灾祸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个人又对现在任何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他只有挨打和被批斗的份。但是,他在内心中要求自己:要在这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尽他的一切可能力量保护人民群众,他汉有胡说、胡表态、胡应承,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考虑,而造成人民群众的不幸。就是这个原则。他这样想着,走着;走着,想着。已经快到城墙的豁口了。出这豁口就到了城外。出豁口下个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现在成了个什么样子呢?他三个月没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路边的草丛里突然嗦嗦地钻出一个人来,一下子扑在他怀里,抱住他“哇”一声哭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凄切而又可怜。他感觉到那个小小的脑袋在他的怀里痉挛地颤抖着!
啊,在月夜的朦胧中,他认出,这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小梅!他伸出两条柘瘦的胳膊,一把把孩子抱起来,他自己跟着又摔倒了——一颗石子正垫在脊背的伤痂上,痛得他几乎大声喊出来。他咬着牙坐起来,头上泌出了一层冷汗。
孩子还在他怀里——她已经顾不上哭了,两只小手在他身上摸索着,一双惊慌的泪眼望着他,嘴里呢喃着:“爸爸!爸爸!跌痛了没?跌痛了没?”
他垂下头,把自己苍白的额头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亲昵地摩擦着。半天,他才说“不要紧,不要紧小梅,告诉爸爸,你怎么一个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了!”
孩牙啜泣着,小嘴唇发着颤,说:“妈妈的胃病又犯,打发我到中学做饭的刘伯伯那里寻几颗止痛片。返回来时,我看见城墙根下过来一个人,我吓了一跳,还当是个讨饭的呢!后来才认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呜呜地哭起来。
两颗泪珠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涌出来了,从白蜡一样的脸颊上淌下来,滴在了孩子的小脸蛋上。
一阵呜咽从他胸脯里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声来!他又把这呜咽咽回到肚子里去了。他枯瘦的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妈妈在家吗?哥哥在家吗?”
“妈妈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哥哥不在了,说划清界线哩,给人家造反派提浆糊桶哩那天你游街,他还喊打倒你哩,可罢了我见他藏到城壕沟里放开声嚎哩”
马延雄鼻子一酸,带着呜咽的声音问:“那谁给你们闹粮闹柴哩”
“粮站不给咱家卖粮了,炭也只剩了一点点,我们一天才吃一顿饭,也吃不下喀我也不敢到学校里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们打我,说我是反革命的女子”
她小小的肩头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那张小脸上滚淌。在那大动乱的十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和父母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担心惊怕中度过童年。马延雄的心像刀绞一般痛楚。他想说几句安慰孩子的话,但他又说什么呢?他枯的手只是神经质地轻轻揪着她小脑袋上的羊角辫,嘴里喃喃地说:“别哭了。小梅,别哭了。爸爸不是回来了”“咣!咣咣咣”一阵敲击金属的响声,突然从城墙的豁口里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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